昊森 /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留学生 / 2015-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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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巴黎
去年的4月份，笔者有幸与海谧·戴高乐先生（M. Rémis DE GAULLE）有过一面之缘。中法两国人民对于戴高乐这个姓氏都绝不陌生：海谧·戴高乐先生是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的侄孙。这位在二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将领在20世纪60年代也一手促成了法国与刚成立不久的红色中国的建交，使法国成为了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笔者见到海谧先生时，想当然地以为他千里迢迢从法国飞来，便问他是否是第一次来上海，没想到他已作为一名律师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也已经是相当了解。
戴高乐将军在50年前委任时任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与毛泽东在上海进行了建交前的会谈；海谧先生则在50年后长期工作在这同一个城市：上海。法国与中国、巴黎与上海的悠久渊源，便这样浓缩在这个家族两代人的故事中。笔者所在的中法合作办学的学院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上海似乎烙上了浓浓的法国印记，连结了中法这两个遥远的国度。
为什么是上海？相比与1757年就部分开放通商的广州，上海的开埠整整晚了将近100年；1842年规定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的《南京条约》也只限于中英两国之间，法国势力正式抵达上海也是七年后的事情；在所有殖民地宗主国中，法国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势力也不如当时的大英帝国与美国；19世纪40年代末，英美两国在上海积极地开发租界地时，法国七月王朝则遭遇了1846年的歉收与1848年欧洲一系列武装革命的波及。上述历史因素似乎都不利于法国势力在上海站住脚跟。
在这种种不利因素下，上海法租界在1849年4月6日划界建立。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是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当他千里迢迢前来赴任时，只有三十多名法国人在上海生活，其中大部分是1847年来上海负责圣依纳爵公学（Collège Saint Ignace，现上海市徐汇中学）办学的传教士。在一名法国红酒商人的建议下，敏体尼大胆地向上海道台麟桂提出在英租界外开辟法租界的要求，经过协商，上海县城北面986亩的土地划为法租界用。
设立法租界时，英租界已经建立六年，并且经过了1844年的第一次扩界，美租界也在前一年形成。在当时，甚至连法国驻华全权公使陆英（Alexandre de Forth-Rouen）对在上海建立法租界这一设想都不抱太大热情。形势并不十分有利，敏体尼开始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巩固法租界的地位。
在贸易方面，敏体尼劝说在华各地的法国传教团将货物运至上海法租界，从而出口到法国。一方面，上海法租界一直到1861年都是法国在华的唯一租界，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当时中国重要的港口，《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四口之一。根据上海地方志出版的《上海租界志》记载，1852年第一批85包生丝从上海法租界运往里昂代销。1856年，从上海出口的86671包生丝中有10000包运往马赛，4年后，法国从上海的生丝进口量达到30000包。敏体尼以经贸手段开始运作上海法租界，使得法租界的各类工商活动开始起色，并为法租界随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在武装方面，法租界先是加入了英美租界的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由该机构统一管理行政、司法事务，随后又因不满英国的主导地位退出该机构，成立了法租界公董局（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逐渐形成了法租界内独立的警察、司法、监狱系统。租界内产生独立武装力量的原因是1854年小刀会起义波及上海县城，为了减小这场运动对租界秩序的破坏，英美法三国建立了工部局对三国租界地进行自治管理；1862年，太平军从上海境内撤退，法租界便退出工部局，自行筹备了独立的市政、警务机关。在这之前的1856年，敏体尼的继任者代理领事爱棠（Benoît Edan）就在法租界内成立了约25人组成的小型警队。1869年底，公董会警务处共有正副总巡各1人，正副捕头各4人，32名西捕、3名翻译和2名探员。
在市政建设方面，法租界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规范。市政工程施工采取招标、投标形式，由公董局对各项招标工程进行严格监督；法租界最早的几条道路修造比较简陋，在1862年由公董局组建工务部门负责道路建设；法租界对行道树种植也很重视，培育的树种有枫杨树、法国梧桐、槐树等，种植于新扩充的租界道路上，这也是现今的上海市徐汇区随处可见法国梧桐的原因；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法租界涌入大量华民，下水道的缺乏带来了城市环境的恶化，公董局亦在70年代开始规划建设雨水管道，至20世纪初基本形成网络。进入20世纪后，法租界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吸引了大批欧美侨民和中国中上层人士入住，这也为其发展为繁盛商业区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加强租界作为贸易据点的作用，管理上建立独立的公董会与警察武装，城市建设上改善法租界的环境与基础设施。通过在这三个方面上下功夫，上海法租界逐渐成为了法国在远东重要的势力据点。
相比于由英美租界组成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更加靠近中国人聚居的上海老城厢即旧城区。日渐完善的法租界城区得以吸引华民前来定居、生活。这使得法国在沪实力进一步扩大，上海法租界的影响力也逐渐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即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对上海这座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相遇交流的城市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849年由法籍耶稣会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开启了中西交汇教育模式的先河，被誉为中国西洋办学第一校。圣依纳爵公学也称徐汇公学，位于徐家汇天主教堂旁，翁文灏、陈敏章、傅雷等近代中国的知名人士就是从这里走出的。大约半个世纪后，同样是在法租界徐家汇由法国天主教会创立了震旦大学，目的是培养法-汉口译翻译人才。震旦大学讲授均用法语，学生来源多为圣依纳爵公学及各地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毕业生，一直至1952年传教士离开中国后才撤销。
1911年之前中国境内的所有外文报刊中，在上海出版的占总数的39.7%，共54种，其中10种是法语报刊，法语是上海出版界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上海新闻》（也称《上海报界》）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法语报刊，在公董会支持与天主教会的资助下于1870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办。土山湾印书馆由隶属法国天主教会的圣依纳爵天主堂主办，由法国人翁某和中国人邱子昂主持。该印书馆在1874年引入活体铅字印刷技术，并于两年后开始使用石印技术，是最早将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并进行应用的文化机构。
在法租界设立的教育机构、出版社和印书馆等机构，一般是以传播宗教为最初目的，以后逐渐印刷出版各种介绍科学知识的书籍，起到了启发民智的作用。这一方面为当时缺乏先进科学知识的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同时也催生了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舆论导向，从客观上讲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上海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且丰富了法租界内华民与侨民的文化生活。这些文化机构在法租界公董局和教会的支持下，生命力愈发旺盛，像圣依纳爵公学、震旦大学、土山湾印书馆等机构在1943年法租界历史宣告终结后依旧正在常运作，在教育、宣传以及促进法国与近代中国文化交流的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至于它们之后的命运如何，那便是后话了。 （未完待续）
（作者昊森，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第一届学生，从岭南来到申城，现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关注人文历史，亦欣赏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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