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巴黎气候峰会召开的几天前,我们有幸在上海采访了法国气候与能源专家Jean-Marc Jancovici,他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并在其专业领域拥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Jancovici先生向我们展示了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与GDP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对于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产业界和政客们常常故意视而不见,甚至将其本末倒置。
他很乐见欧洲商业领域正加快步伐采用新科技,减少煤炭使用,以期最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然而,他认为从全球来看,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节约的政治倡导和民众意识还远远不够。除非人们对潜在风险和威胁产生正确认识,他们不会付诸真正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挑战。
通过教学和演讲等活动广泛呼吁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正确认知的同时,Jancovici先生所开发的碳核算体系已成法国国家标准,他参与开发的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在联合企业与公共部门共同应对相关挑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欲进一步了解Jancovici的工作,请访问theshiftproject.org 或 carbone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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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当前面临的能源短缺到底有多严重?
欧洲目前的能源供给结构是1/3的石油,1/4的天然气,1/5的煤,其他则是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全球的石油产量在2005年开始与以往持平,意味着世界总石油供给——包括页岩油田和油砂——从2005年开始停止了增长。美国新页岩油气田的大量发现和开采,刚好被其他地区能源的衰减所抵消。
一方面供给停止增长,另一方面新需求正迎头赶上。中东国家国内消费增加,出口减少,不仅如此,传统石油进口国今天还要与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增消费竞争。
石油是一种全球能源,3/2的产量是在产地之外消费。但天然气不同,是一种区域性资源。欧洲天然气60%来自NorSea天然气公司,其产量在2005年也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我们需要从遥远的俄罗斯或中东来进口液化天然气,同样的,不得不与出价更高的中国和日本等国竞争。更不用说出于政治原因,欧洲本不情愿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然后是煤炭,产量同样也在递减。全球煤炭只有15%是跨产区消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煤是最本地化的化石能源。欧洲煤炭产量很久以前就已经达到最高点,大部分储备已被用完。
我还想多说一点,水电资源在欧洲也已几近枯竭。已经不太可能在阿尔卑斯山和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增建新的水坝。核电在欧洲发展放缓已是事实。可再生能源仍然只是能源结构中很小一部分,而且我怀疑它们能成为新的主力能源。
所以,所有能源供给在欧洲都在减少。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都身处同样境况。页岩油气田的发现也并没有阻止美国能源供给在2006开始下转。
但为什么供给短缺没有从能源价格上突出显现?
看看长期数据,你就会意识到石油价格根本是无弹性的。用美元来计算长期价格,你会得到惊人的结论:石油产量和价格在长期内毫无关联。如果石油供应突然减少10亿桶,第二天的国际原油价格会出现大涨,但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产量减少对GDP造成影响,最终价格会回落并向下走。以往原油市场上曾出现过多次供给减少和价格下跌并存的局面。
你似乎也并不看好可再生能源的发挥空间。
我不看好是因为自然规律。可再生能源并不是新事物。人类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太阳能来晒干东西,利用风来驱动船只和风车,用生物质(尤其是木头)来烹调和取暖,直到发现了化石能源。我们决定用后者来取代这些可再生能源,为什么?因为从物理学角度看,这些化石燃料使用、运输和贮存起来非常方便高效,特别是石油,能量密集,可以轻松从自然界中开采出来,开采成本接近于零。你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能源,而只能利用环境中现有的。化石能源的形成经过了漫长复杂的自然过程,开采、储存和使用极其方便。间歇性能源可不是,人们今天热衷的风能和太阳能,都需要建造大型设施来收集和贮存。一个很简单的笑话说:你不会只在有太阳的时候需要电灯吧。
要真正应对气候变化,所有的煤电站都需要被取代,可选项有CCS或核电站。用可再生能源来取代现存火电站(2万亿瓦的发电量)?我们恐怕根本活不到那一天。
我们难道无法指望技术进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自己就是个工程师,所以非常了解这些人。他们倾向于相信一切问题都能用技术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什么都不能违背物理规律。而且,技术没有办法让一些成本接近于零。成本最终取决于物理属性。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我们所目睹的能源成本下降,根本上是因为供给的增加。当供给变得越来越少,所有的成本都会上升,生产力会下降,技术对此根本无能为力。
从供给角度看前景不容乐观,那消费这端又能做些什么呢?
其实可以做很多。能源节约有三种途径。首先是提升能效。比如说,同样的建筑,同样数量的住户,相同的室温和同样水平的服务设施,消耗的能源减少了。这就是能效。一般来说,人们喜欢提高能效这一途,因为不需要让渡任何服务。企业和社会可以在更少的资源禀赋下像以往一样运行。
第二种途径我称其为“节制”(sobriety)——同意让渡一部分服务,来减少能源消费。如果是同样一辆汽车,天才的工程师们通过技术途径让油耗大大降低,这是能效。但是如果是我主动选择一辆更小、时速更慢但更省油的车,则是节制。
第三种途径是“贫乏”。它与“节制”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是自愿选择。“贫乏”则并非我所愿。但两者的过程与结果相同:少消费,多节约。
人们喜欢第一种,把拯救世界的责任推给工程师们,最终消费者不要费心。出于同样原因,政客们也喜欢这种方法,这样不会惹恼选民。NGO们钟爱“节制”,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可不是每个人都有俭朴的基因,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节制”行为并不容易触发。
通过涨价来触发“贫乏”则是最容易的,包括征税、设置交易配额或颁布政策。比如,你可以禁止所有百公里耗油2升以上的小汽车在中国销售。非常有效,但当然,这是“贫乏”,因为这是强制人们减少消费。如果工程师们能够做到让重1.5吨的小汽车百公里仅用2升汽油,没什么好说的,太完美了。但同样,这是违背物理学定律的。我们知道,运动物体的动能等于物体质量与速度平方乘积的二分之一(Ek=mv^2/2),这就是说你只能买质量在半吨的汽车!
如果愿意,你可以制定很多这样的规定,比如,让大型企业为员工上下班提供班车。但人们未必会愿意就范,除非大家都明白不接受的结果会更糟。最好的例子是战争。战争时期,人们必须接受非常时期政策,起身战斗,来应对被侵略甚至被屠杀的威胁。这也说明,除非你向人们正确描绘风险,否则很难大规模地触发人们一致节能的行动。
“分享经济”的盛行是否能带来巨大改变?
分享经济就是“节制”。你让陌生人上自己的车或住自己的房子,是为了赚一点钱;而你不自己买车去用别人的,以此省下一些钱,这全都是“节制”。我并不奇怪当今分享经济发展得如此迅猛。我不确认分享经济真正爆发于金融危机之后是否是一种巧合,但它的确导致了一种集体节俭行为,因此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但没有那个单一方案能够独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治愿景,并不仅仅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大词,而是解决气候变化和能源节约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因为化石能源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改变对它的使用自然也会导致生活各个方面发生巨变,这需要宏伟愿景的推动。这就是政治。
我们缺少的难道是愿景而不是行动?尤其是产业界的行动。
在欧洲,产业界的步伐正在加速。仅仅几个月之前,欧洲6大能源巨头——BG集团、英国石油公司、埃尼公司、荷兰皇家壳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道达尔齐声呼吁提高碳价格。并不是他们疯了。
首先,当石油产量锐减伴随着投资成本剧增,他们希望加大投入天然气。但在今天的欧洲,开采煤炭的成本仍远远低于天然气。唯一能够用天然气取代煤炭进行发电的办法就是提高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另一个原因是,石油企业希望推广碳捕捉技术。碳捕捉所需的工程技术实际与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技术类似,这些大企业在这方面很精通。所以,他们希望看到CCS的发展和更高的二氧化碳价格。
有趣的是,不仅是能源企业。公共交通运营商如Keolis也倾向于燃料价格上涨,因为这能促使更多的人放弃开车转乘公交。保险行业的意识也开始显现,尤其是再保险机构,它们是真心期待改变,也因此推动得最为积极。但是它们还不是主流。
落在最后踟蹰不前的是银行。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和自己无关。但实际上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改变。实际上,2005年石油价格停止上涨大大伤害到了银行业,因为那之后,金融危机就来了。GDP与之联动的是石油产量,而非价格。
我们目前仍未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将让每个人损失惨重。
直到目前为止,对各国政府们的努力你如何评价?
就连产业领域一些明白能源和经济这种关系的人也不愿宣扬这种联系。他们觉得就算限制能源消费,结果也不会不同:价格上涨,影响业绩。
所也政策制定者们实际上常常避免对能源消耗进行管制。在美国,所有用天然气来取代煤炭的举措,其实都和联邦政策无关,而仅仅是现在在美国开采天然气更容易了。页岩油气的爆发导致天然气价格骤降,很多工厂因此弃煤投气。这是一种经济选择。奥巴马只是借势而已,他曾经在第一任期试图推动一项法律的通过,但失败了。但回过来想想,就算页岩油气也总有枯竭的那天。
欧洲正面临化石能源短缺,所以二氧化碳排放自然也减少了,却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才导致的排放减少。我们只是因为一些并非由我们决定的原因而改变。我不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能好到哪去。
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不花时间充分研究每一个政治方案,每一种实际情况,就很难说哪种方案好,哪种差。
我记得几年前中国政府曾声称要关停污染最严重的前6%的企业,当时我和同事说,如果法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将会引发一场革命!我不知道中国后来是否真的这样做了,但直到今天,法国从未推出过了类似方案。
我希望大多数政府都能够尽快清醒意识到,从长期来看,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并找到替代能源,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成本最低而不是最贵的方案开始。
气候变化威胁事实上加大了国际竞争的变数。发达国家已经在未雨绸缪,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开放方面已经占据先机。未来的全球领导力的关键很可能是,谁拥有挽救地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