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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央行与货币革命的可能性

贾开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富布莱特学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 / 2017-04-04

以2009年比特币的诞生为标志,数字货币热潮开始席卷全球。截止目前,不仅比特币本身已经形成了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全球网络,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各国央行也正在积极探索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设计和关键技术。但在这样的聚光灯下,围绕数字货币的若干争论却远未形成定论。比特币究竟能否取代法定货币?如果可以,那么其内部治理机制又是如何,其能否胜任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传统职能?如果不可以,那么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创新究竟对当前的央行和货币体系有何裨益?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比特币的技术特征和治理过程,对上述问题做出探索性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货币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数字货币本身发展阶段的初始性,本文并不试图对此给出确定性结论,而是侧重提出更为全面的思考角度与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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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简述

数字货币深刻地受到美国社会反对政府干涉公民隐私的“密码朋克运动”的影响,其旨在借助加密技术实现匿名交易并摆脱对于中心机构的信任依赖。但长久以来,包括E-Cash、B-Money在内的诸多数字货币都不能同时实现这两方面的技术要求。直到比特币的发明,这一困境才被打破。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比特币的交易记录仍然是可追溯的,但非对称加密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交易的匿名性;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区块链和工作量证明机制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使得比特币第一次实现了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记账网络。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存储并验证包含所有交易记录的区块链,而任何针对交易记录的篡改都将同时传播至整个网络,由此取代了传统货币体系依赖第三方(银行及央行)作为清算机构的技术基础。

事实上,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的初衷正是为了打破传统货币体系下央行(及银行)的中心地位。尽管其真实身份成谜,但长时间的线上社区发言记录仍然体现出了“中本聪”对于央行的不信任,尤其是其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央行救助大银行的不满。比特币的发明在消解央行作为货币发行和清算机构的必要性的同时,也自然解决了央行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正因为此,在比特币网络区块链的第一个区块中,“中本聪”写入了这样一句话以作为比特币反抗央行的象征:“2009年1月3日,英国财政大臣正准备第二次紧急援助银行”。

但问题在于,以央行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交易功能而存在,包括信用扩张、价格稳定、弹性货币提供在内的货币政策已经被视为央行的必要职责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些方面,比特币的潜力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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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批判:对价格波动与通缩的担忧

对于比特币的质疑体现在多个方面,核心内容集中在两点:价格波动的不稳定以及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

一般认为,去中心化是比特币的主要创新之一;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缺乏类似于本位币的中央调节机制,比特币被认为难以应对外生冲击的影响。黑客的攻击、代码漏洞的发现、大型交易商的倒闭、国家规制政策的调整,以及交易规模的伸缩,都会导致比特币币值的剧烈波动,由此产生的套利空间又进一步推动炒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从这一角度讲,比特币便不具备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

再者,比特币的设计参数将其总数限定为2100万个,这固然是出于“中本聪”对于央行超发货币的抵制,但也自然引出关于通货紧缩的担忧。自凯恩斯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跳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中性货币”假说,调整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共识。在此理论指导下,央行主要的政策目标便是将通胀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以促进货币流通并扩大投资需求;与之相比,通货紧缩则因为削弱了货币流动性并造成经济体停滞而遭到了经济学家的摒弃。从这一角度讲,比特币限定发行总数所必然导致的通货紧缩自然成为人们反对它的理由。

金融行为的复杂性在于其本身的“公共产品”属性,其所体现的网络外部性使得任何对于货币现象的分析都不能过于简化。也正因为此,针对比特币的上述批评固然有其道理,但我们仍然要注意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比特币作为央行替代品的可能性

对于比特币价格波动的批评,实质上是对于去中心条件下能否实现有序治理的质疑。换句话说,当缺乏国家信用背书以及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央调节机制时,很难相信比特币能够实现有效的信用管理。但事实上,包括公地治理、开源理论、网络社会学在内的诸多研究已经反复证明,缺少中心权威的社群集合并不一定会走向无序状态,看似松散的组织形态仍然能够通过成员的互动过程实现有效的组织治理。

正如比特币在其九年的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由程序员、矿工、应用商、用户构成的网络社群中虽然并不存在类似于央行的核心权威,但他们仍然能够推动比特币的代码规则跟随环境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无论是代码漏洞的修补,还是代码参数的更改,比特币网络社区都能够在共识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决策。举例而言,近年来比特币交易规模迅速扩张并因而导致大量交易记录不能被及时验证,比特币网络社区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最终提升了区块链的交易处理能力。换句话说,类似于央行在经济扩张期对于流动性的管理,比特币网络社区的治理行为同样满足了市场需求。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冗长,但如果考虑到货币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快速决策所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反而使得时间效率不那么重要。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比特币在屡次遭受外部冲击并引起价格波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行并不断扩大其交易规模的原因。

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是否定比特币的又一方面。本文此处提出的问题是,通缩一定不好吗?价格的下跌反而可能会刺激消费需求,并进而提升流动性而不是降低流动性。事实上,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是货币的时间偏好性(Time Preference)的体现,其影响的核心对象不是流动性,而是不同资产持有者的收益水平。通胀有利于持有资产,而通缩有利于持有现金。在现实生活中,前者对应着社会上层的有产者,而后者则对应着依赖工资收入的普通阶层。在通胀环境下,工资收入的增加往往赶不上货币贬值以及资产价格飙升的速度,普通劳动者也因此很难挣脱陷入贫困的漩涡。从这个角度讲,通胀或通缩的选择更像是分配问题而非生产问题。

正如前文所说,比特币诞生的导火索是2008年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又源于长期通胀政策下“次贷”泡沫的破灭。也正因为此,比特币对于通货紧缩的偏好,与其说是设计缺陷,不如说是其试图改革当前货币体系的努力。尽管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反对比特币的通缩政策,但仍然不乏其他学者表达了对此的支持态度。[1]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比特币的通缩属性并不代表在比特币体系下就无法实现信用扩张功能。事实上,包括智能合约、侧链技术在内的诸多区块链衍生技术都为信用扩张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从这一角度讲,比特币的技术潜能事实上并未被完全释放。

对于比特币取代法定货币可能性的承认并不代表这一过程自然就会发生。虽然在通胀严重的国家里,比特币已经成为人们亲睐的对象;但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货币仍然是不可取代的主要货币,央行也仍然是货币政策的主要调节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创新究竟对当前货币体系又有何裨益?

 比特币作为央行提升治理能力的补充品的可能性

央行的两难困境一直是货币经济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一方面,为了防范银行挤兑风险,央行承担了提供流动性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另一方面,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使得金融风险社会化,但货币创造的相应收益却由私人银行所享有,风险与收益的错配使得央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存在“道德风险”问题。[2]2008年金融危机便是央行这一两难困境的集中体现。危机之后的规制改革虽然加强了金融监管,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出改变。[3]

但事实上,解决两难困境的途径早在1930年代就已提出。大萧条时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芝加哥方案(Chicago Plan)”,要求将部分准备金制度转变为100%的全额准备金制度,从而终止了私人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该方案下,存款从银行转移至央行,央行的资产与负债转变为都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国债与存款,并形成只承担支付业务的“狭义银行”体系。此时,银行挤兑风险不再存在,因为央行以国家信用为保证承担了公民的存款负债。相比之下,其他银行业务则演变为“广义银行”体系,通过发行长期债务或资产抵押以开展短期借贷并实现套利,但其同时也独自承担低流动性资产负债表所伴随的金融危险。

尽管“芝加哥方案”实现了货币的公共化,但却从未被真正实践过。究其原因,除了银行体系的强力游说之外,金融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也并不足以支撑该方案的执行,以及狭义银行与广义银行的严格分离。但比特币所代表的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出现及逐步成熟,则为此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一些国家的央行已经将资产负债表开放给某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但向非金融机构乃至家庭和个人开放,在比特币之前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分布式记账技术的突破极大地分散并降低了清算成本,央行不再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集中数据库以完成交易验证,而仅仅只需搭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开放网络便可实现“狭义银行”的功能,银行体系的重组成本也将因此大大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不确定性的存在依然是永恒命题。正如我们在比特币发展历程中反复看到的那样,依赖代码的治理总是需要不断的对代码进行修补与完善。就此而言,没有什么治理模式能够比得上“开源模式”更加有效。换句话说,当央行决定采用分布式记账技术以实现“芝加哥方案”的时候,这不仅仅意味着技术方案的改变,同时还意味着治理模式从“集中式的层级命令传达”向“扁平式的开源合作”的变迁。唯有如此,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代码漏洞,也才可能利用更广泛的智力资源充分挖掘尚未成熟的区块链技术的潜力。从这个方面讲,比特币的治理经验同样值得央行的重视与参考。

除此之外,比特币作为央行提升治理能力的补充品的可能性还体现在金融数据的完整性方面。“白芝浩原则”认为,央行向面临挤兑风险的银行贷款时要以优质品为抵押,并施以惩罚性利率[4];索罗也进一步证明惩罚性利率能够降低“道德风险”。[5]但事实证明,金融危机时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不得不“不受限制的地借出”,而非“以惩罚性利率”借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受救助银行往往是“太大而不能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前银行的资产组合过于复杂因而难以判断其作为抵押品的价值。在白芝浩时代,银行资产大部分是流动性好的国债;但当前银行资产却往往由流动性差的风险资产所构成[6]。要解决这样的资产评估难题,分布式账本体系对于经济活动透明度的提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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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银行制度”学派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允许私人发行通货并展开竞争。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会最终选择币值稳定的货币作为社会通货,从而消除政府滥发货币对于市场的不利影响。评论认为,哈耶克货币理论并未解决货币的公共产品属性与私人银行收益的错配问题,不完全信息状态的存在使得私人银行仍然面临着挤兑风险,流动性危机依然存在。但事实上,比特币是否与哈耶克笔下的“私人发行货币”可以等同呢?从代码的开源属性,以及货币的发行和收益分配机制来看,可能并不完全如此。在一定意义上,比特币甚至具有公地资源的属性。也正因为此,当许多学者将比特币视为哈耶克货币理论的体现而加以否定时,比特币作为货币革命的可能性也就随之被低估了。

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新型数字货币的研究远未到能做出定论的时候。比特币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对当前的法定货币将造成何种冲击,以央行为主的货币治理体系从中又能获取何种改革经验?这些问题都应该值得未来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1] http://www.forbes.com/sites/jonmatonis/2013/04/03/bitcoin-obliterates-the-state-theory-of-money/#36ac04bb4b6d

[2] 崔之元. (1997). 不完全市场与中央银行.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04).

[3] M.King, The End of Alchemy: Banking,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Money, W. W. Norton & Company.2016. p.119.

[4] M.King, The End of Alchemy: Banking,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Money, W. W. Norton & Company.2016. p94

[5] 崔之元. (1997). 不完全市场与中央银行.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04).

[6] M.King, The End of Alchemy: Banking,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Money, W. W. Norton & Company.2016. 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