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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风险投资家的集群?

麦考·费瑞 / 日内瓦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SKEMA商学院研究员 / 2017-10-26

是什么让硅谷与其他集群不同?许多国家都试图效仿这一模式,但没有一个能与盛产“独角兽”和每年诞生数千家初创企业的加州匹敌。为什么各种政策都不能复制加州的成功?风险投资可能是那个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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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者的主要功能对于硅谷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解释了创业的成功,也解释了这个特别的生态系统是如何运行的。目前有两种理论有助于分析他们的行为:一种是社交网络理论,描述如何将市场交易内嵌于社交纽带;另一种是复杂网络理论,该理论衍生于数学和生物学,解释了本地创新网络——以硅谷为典型——的复杂性。

硅谷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由大量互补和相互依存的经济主体构成。很多著名的大公司都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这两个城市之间:苹果、谷歌、英特尔、惠普、甲骨文、Facebook,英伟达等等。还有很多其他机构,主要来自研究领域:施乐公司、斯坦福研究所,著名大学如斯坦福、伯克利,以及旧金山生物科技。但是外部观察者常常忽略两个关键的群体。

首先是律师。知识产权是创业企业经济模型的核心。当创业者遇到投资者,后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创业者的经济模型依赖于这种保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律专家的存在非常关键。美国威尔逊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处于硅谷核心帕罗奥图,拥有1500名专业科技律师。任何一个来自斯坦福或英特尔的研究者,从他们那里都可以快速地了解到自己的新创意是否能申请到一个专利。这种宝贵的资源部分地解释了硅谷经济决策的高效率。

第二个作用往往被低估的群体,是风险投资家。

要了解他们在硅谷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必须考虑不同行为主体间的复杂互动。这些互动存在于社交网络中,而风险投资者是这个网络的有机组成。风险投资者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硅谷的风险投资者社交网络

第一类与国籍有关。有时候你会很难理解,硅谷的一个不知名小公司是如何与谷歌或微软建立合作关系的。仔细研究才发现,这家公司的创业者是印度人,与微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来自同一个村庄,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合作的原因。当人们寻找合作或资金时,国籍网络就会迅速显现。中国和印度人占据了硅谷工程师总数50%以上。谷歌的员工中有许多印度人,包括它的首席执行官。在数据库行业,甲骨文这样的公司雇用了很多俄罗斯人。电子游戏行业如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则都是法国人。

第二类网络由曾经在同一家工作过的人构成,即前同事或上下级,不管是惠普、谷歌、太阳公司还是英特儿。他们彼此熟识,能够迅速对彼此的专业性作出评估,确定这个曾经共事的人是否适合做合伙人或创始人。这些网络有利于信息的流动、资源和合伙关系的取得。

最后一类很重要的网络和大学有关。这种社交关系形成于商业领域之外,却对创新和创业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斯坦福、伯克利、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等学校的毕业生,支撑着企业间、创业团队之间的合作。你可以经常看到斯坦福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就合作创业。不管是雅虎的大卫·费罗(David Filo)和杨致远(Jerry Yang),还是谷歌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 和谢尔盖·布林( Sergey Brin),都属于这种情形。

这三个网络在硅谷经济中的重要性,导致风险投资公司从这些网络中招募员工并让自己融入其中,以便获取发展业务所需的战略信息和资源。

除了这些网络(同胞、前同事、校友)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支撑了硅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这种网络动力学的复杂性。复杂网络是密集网络,标志着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多元化。这种关系很少局限于工作关系:它依赖于邻里、子女学校、同一个协会或非营利组织的成员身份等等。面对外部冲击或技术更迭,这种复杂创新网络的密度和多元性能够保持颠扑不破。

复杂网络理论部分解释了硅谷的韧性。硅谷不仅仅是一个高科技集群,它也是一个创新集群。它的经济模式曾经饱受质疑,也多次遭遇可能就此消失的情形。历史上,硅谷生产微处理器,面对亚洲的竞争,它们停止了制造芯片,专注于设计。个人电脑时代到来之后,硅谷重复了这样的轨迹:首先是在本地制造,然后只提供设计,生产则向亚洲迁移。再后来是软件、数字服务等。这个生态系统显示了非凡的自我重塑和重新定位能力。每当硅谷经济模式基础遭遇威胁,这个生态系统就能够根据以往技术浪潮的知识重新配置,并继续向前推进。Facebook、推特和谷歌都是根据以往技术浪潮创建的产物。

资本风险

形成了硅谷动力学和强韧经济结构的复杂网络中,风险投资者发挥了特殊作用。

50家知名风投(红杉资本、KPCB、红点风险投资、标杆资本,等等)与很多小企业、投资公司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大公司在这里共生。硅谷大约有2000个“风险投资家”。大多聚集于斯坦福大学后面的沙丘路(Sandhill Road)上。

数字很重要,特别是就互补主体构成的网络而言。例如,风险投资者和其他创新主体尤其是研究人员的比例,反映了找到一位风险投资人的可能性。在硅谷,这个比例是1:5。简单地说:硅谷的星期六晚上人们都在干什么?各种创新和创业者的烧烤聚会。这些非正式交流的一部分变成了商业交易。一个创业者很有可能见到一个风险投资家,向对方描述自己的项目,并得到对方的回应,如:“这是一个好主意,下周一见,我可能会立即投资你的创业公司。”由于硅谷的风险资本者数量如此之多,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相比,创业者遇到前者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风险投资重要性的另一个指标是人均投资额。1994年至2005年间,在人口300万的硅谷,人均投资金额达到4.5万美元。相比之下,在法国,同一时期,人均投资只有270美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与硅谷相提并论。美国亦不例外:美国每年创投总额为480亿美元,近一半投资在硅谷。然而,风险投资并不是加州的发明,而是哈佛,但后者从没有达到过硅谷的规模。

在各大风投机构中,最著名的还是红杉资本。仅在2012年,他们成功推出了9个项目,收益超过2亿美元。他们早在1978年就投资了苹果公司,还有艺电、雅虎、谷歌、Youtube、Linkedin、AirBnB、Rumble,等等。据说,马克·扎克伯格在红杉总部展示自己的项目时,是穿着睡衣!要知道,他此前已经找到投资人。但红杉资本在2014年Facebook以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时,终于一雪前耻。简单计算就可以了解红杉资本赚了多少:为了换取WhatsApp15%的股份,红杉资本在2011年投资了800万美元(该公司于2009年创建)。在转售时,这15%股份变成了35亿美元,即三年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43,000%!

风险投资的商业模式是从机构投资者筹集资金,投资于创业公司,在公司达到一定规模后转售股份。他们在金融创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通常是能够为初创企业发展提供资金的唯一主体。加州的创业公司从不会向银行贷款:它们向风险投资人寻求资本。银行家通过衡量破产可能性对风险进行概率评估。风险投资则是一个完全不确定性的游戏: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概念消失了。硅谷的创业环境根本无法用概率来衡量。一切都不确定。在寻求投资时,初创公司通常只有一个产品原型,少量用户,少量收入,有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主体。风险投资家必须在所有这些无形因素的基础上作出投资决策,价值可能达到数百万美元。

风险投资者在创业公司生命周期的早期甚至刚刚创立时就介入。他们经常参与企业的第一轮融资,并经常与其他风险投资者联手投资。

从法律角度看,风险投资者组成小团队,被称为合伙制。可能由两三个人组成,或者像大公司红杉资本或KPCB那样,拥有大约十五名合伙人。它的商业模式以8-10年为周期,与投资期限相关联。风险投资家从投资者处募集资金,参与创业公司的股权投资,然后出售股权,将资本和资本收益归还给投资者。他们的薪酬取决于基金的盈利能力:约占实现资本收益的20%至30%。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但也有极大的风险:在创业公司破产和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他们将血本无归。平均而言,10个投资项目,会有5个破产;3或4个让投资翻4-5倍; 只有1个或2个,投资翻10倍。后一种情况确保了投资基金的盈利性。

哪些人会投资于风投基金?风险资本家从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大学基金会募集资金。哈佛、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拥有的庞大基金,部分都流向了风险投资机构。还有个人投资者,但金额相对较低。

风险投资的四个挑战

风险投资有四件事情必须做。第一个是寻找项目,意味着靠近信息,不管是主动寻找,还是靠自身的声誉吸引对方。商业计划是无法在市场上买到的。你只有将自己内嵌于硅谷的非正式网络中,正是这个网络决定了商业计划书的流动(所谓“项目流”)。红杉资本的一个合伙人每年平均会收到1000-2000个项目计划书,而一个不知名的风投可能只能收到几十个甚至更少。

第二个挑战是获得高质量的项目。投资者如何决定是否投资100万美元给一个创业项目?这里有三个问题:它的技术是否对路?是否有市场?创业者本人值多少?最后一点非常关键。硅谷人都记得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例子。这位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斯坦福大学和贝尔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作为晶体管的发明者,他的成果导致了微处理器的开发。他充分抓住了市场机会,创立的肖克利工业公司(Shockley Industries)拥有所有相关专利。这家公司本该获得巨大成功,但实际上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听到过肖克利工业公司的消息。威廉·肖克利是个非常偏执的创业者,他强迫他的研究员参加谎言测试,在管理上非常严苛。这种行为导致他最好的工程师都离他而去。所谓“八叛逆”包揽开创了日后硅谷所有最伟大的公司:美国国家半导体,英特儿……创业者自身的价值因此成为衡量风险的关键指标。投资者不会把钱投给肖克利这样的人去冒险,他们内向的人格让他们无法在一个团队中工作。

第三个挑战是发展企业。有时,风投们从公司创立开始就扮演起咨询顾问的角色,在企业高速增长阶段,更要如此。他们拥有在该领域无法匹敌的经验,能够非常有用地帮助创业者持续学习。他们在企业招聘、与大企业战略结盟和寻找客户、供应商等过程中进行干预。

第四个挑战是退出策略。风险投资者只有在所投企业成功上市或被更大的企业收购时,才能获利。硅谷的大公司越来越少地投入研究与开发(R&D),更多转向收购和开发(A&D)策略。它们的创新常常来源于它们所收购的初创企业。谷歌没有发明YouTube;谷歌的工程师们也没有发明安卓操作系统。在这两个案例中,新技术都是通过购买开发它们的初创企业而获得。

风险投资的五种角色

在硅谷的高科技集群,风险投资者扮演着五种重要的角色。第一种当然是投资创业公司,并间接地投资于它们的合作伙伴(律师、顾问、招聘中介……);第二种是为整个社区衡量风险。如果一家初创公司没法从一个知名风投拿到钱,或更坏的情况下,找不到任何机构愿意投资,这不仅意味着它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发展融资,更向生态系统中其它主体发出了一个信号,使得没有人再愿意与这位创业者合作。相反,如果一家初创企业成功获得知名风投的投资,所有主要的服务供应商(法律事务所、咨询公司……)和大企业都会向它靠近。投资者发出信号,代表着这家初创公司的风险质量很好。市场存在分工。被知名风投投资对于生态系统其他成员而言,是一种资格或能力的认定。对于一个创业者而言,最糟的情况是获得了第一轮融资,但第二轮没有人再愿意投。在第一轮融资中,创业者拿到了50万美元,招募1-2个人,作出了一个demo……6个月后,50万美元花光了,创业者回到投资人那里。后者又给了他们一些钱,换来更多的股份。这种投资会一直持续到IPO。但有时,一个投资人决定不再继续投资第二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创业者再去找别的风投,后者会问,为什么第一个投资人决定不再资助他的项目。第一个风投成了知情人(insider):他们已经与创业者进行过日常互动,长达6个月或更久。他们已经深入了解了项目的技术,如果他们决定不再继续支持,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这相当于对这个创业公司判了死刑,因为没有其他投资者愿意再冒风险。

第三种角色:向第三方报告创业公司的质量。想象你自己是一个信誉良好的律师。一家创业公司就知识产权问题向你咨询,并提供股票期权作为酬劳。你可以承担风险,但必须了解公司的价值。以股票期权或股票作为酬金的服务提供商,应该研究哪些投资者投资了他的客户。如果投资者中有红杉资本或KPCB这样的公司,他们大可放心:红杉每收到1000个项目,只会从中挑出四五个来投,而且业绩卓著。没有绝对的零风险,但这可以大大增强他的信心。这里分享一个小故事:我曾跟踪三位巴黎综合理工的毕业生,他们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创立了一家公司,并开始寻找投资。他们制定了两个策略:从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处筹集资金,发动在法国的社交网络。他们收到两家投资的意向信:一家法国机构投资者向他们提供了100万欧元,要求取得10%的股份;而加州一家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向他们提供50万美元。简单的财务逻辑告诉他们,应该接受法国投资者的要约。但他们没有犯这个错误。他们了解投资者身份在硅谷生态系统中发出的信号强度。从硅谷认可的玩家只能拿到一半数额的钱,却打开了法国机构根本无法提供的网络。

第四个角色:积累和分享与硅谷创业有关的知识。第一批风险投资家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著名的亚瑟·洛克(Arthur Rock)就是其中之一。传奇的风险投资家唐·瓦伦丁( Don Valentine)在1970年已经是红杉资本的成员,今天仍在投资创业公司。他在硅谷工作超过45年,拥有惊人的创业知识,可以与他投资的创业公司分享。一个没有任何创业经验的年轻的斯坦福毕业生,创立一家公司,但缺乏发展企业的知识。如果唐·瓦伦丁或任何其他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投资他的公司,除了资本外,他们也能将创业和发展初创公司的全部知识带给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年轻人可能有很好的技术 ——但他们对市场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瓦伦丁在这方面已是老手,他一直伴随了许多初创公司的发展。也正因如此,一些观察家声称,硅谷并非一个高科技人士的集群,而是一群风险投资家的聚集地,他们在过去50年中,共同积累起了独特的创业知识。

第五种角色是将创业者纳入社会经济网络,通过此种方式帮助企业发展。投资者与他们投资的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社交网络。他们帮助企业寻找顾问:印度的发票供应商、爱沙尼亚的可靠程序员……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参与企业招聘工程师、市场营销、金融和供应链专家,所有这些人在企业发展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家也可以进入大学,定期进行讲座和介绍。当克莱纳·帕金斯公司(Kleiner Perkins)或红杉资本的人在斯坦福大学介绍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演讲厅被挤满了,除了在场的400名工程系学生外,还有许多人通过视频会议在别处观看演讲。这向潜在应聘者发出了巨大的信号。

善加利用网络

通过揭示风险投资家的内嵌策略,网络理论为创新集群的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古典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机制,只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市场:风险投资家无法通过市场购买获得商业计划书。社交网络,即在生态系统内获取信息和创业项目的能力,对“项目流”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创业者把计划书投给这个投资者而不是另一个?正因为这个投资者能将自己嵌入到网络中,从而有助于成功凸显自己的服务和获取信息。

网络还能针对技术价值,帮助补足那些不完整的有用信息。风险投资者本身不是他们资助的创业公司的技术专家。在评估技术时,他们有一个专家网络来帮助自己,这种支持通常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实现的。例如,在评估某个商业计划时,他们与惠普或英特尔的研发总监一起喝杯咖啡,就能得到后者对于该技术的看法。他们还可以咨询在亚马逊的熟人,问他们如果可以,是否有兴趣使用一种新技术。积极的回应将验证市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市场交易发生,信息也已经开始在网络中非正式地传播,市场价值开始显现。

风险投资者给教师或雇主打一个非正式电话,进一步了解一个创业者,来完成尽职调查。同样,信息流动起来,但没有任何交易发生。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提出了一个这些网络中社交本质的问题:正式和非正式,有偿和无偿。确切地说,这个灰色区域帮助实现了信息交换和最终的正式交易,而这些信息和交易实际上既不免费,也不是非正式的。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交流受到一种非正式形式的管制,特别是通过社区成员的社交行为强制执行。社会网络由一组具体规范组成。当然,这些是非正式的规则,但背离它们就会得到实际的惩罚。硅谷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斯坦福大学前研究员吉姆·克拉克(Jim Clark),他在1995年创立了网景公司(Netscape),之前他还创立过另一家公司: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在那个公司上,他被著名的梅菲尔德基金(Mayfield Fund)的风险投资人格伦·穆勒(Glenn Mueller)“骗了”。后者没有违法,但打破了硅谷的一条社交规则。到底是哪一条呢?对于每轮融资,创业者都会将一部分股份转让给投资者。根据不成文的规定,创始人在企业IPO时仍应持有大约30%的公司股份。这绝对不是书面法律,但大多数主体都知道并尊重这条非正式规则。但硅图公司IPO时,吉姆·克拉克手里只剩2%的公司股份。投资人在每一轮融资时,都利用创业者的信任获得了比行规要求的更多股份。发现这一恶行后的吉姆·克拉克怒不可遏,提醒自己在硅谷社交网络中的所有人,对此要提高警惕。他创造了“秃鹫”这个词来描述他的遭遇。故事到此还没结束。硅谷生态环境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个风投的“欺骗”行径。这引发了直接后果:“项目流”停止了。创业者不再给他看商业计划书。人们不希望遭遇与吉姆·克拉克和硅图公司同样的命运。甚至还有社会后果:当他去学校接孩子时,没有人跟他搭话,他不再被邀请到周末烧烤聚会和其他社交场合。他逐渐被排除在所有社交网络之外。

当网景公司成立时,梅菲尔德基金让格伦·穆勒联系吉姆·克拉克,并建议他去投资后者的新公司。吉姆·克拉克拒绝了穆勒的多次请求。1994年8月,网景首轮融资公开,投资者是克莱纳·帕金斯公司而不是梅菲尔德基金。那天,格伦·穆勒自杀了。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法。但他违反了硅谷不成文的规矩,最终被这个世界所驱逐。

内嵌策略

经济社会学主张研究网络如何解释组织或合同条款。但就风险投资家来说要更进一步:他们把网络工具化,甚至滥用网络用于经济目的。此外,他们滥用合同和经济形势来建立社交联系,把自己嵌于网络内部。

例如,在招聘中,风险投资家故意雇佣印度人或华人,哈佛校友或苹果前员工,从他们的网络中受益。他们任职于大学董事会,在这些机构内进行网络化。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家都在斯坦福大学或伯克利分校的董事名单上。他们还开发了“合作基金”(side funds):一些微型的风险投资基金,邀请对他们“项目流”有用的人,通常是因为后者的评估能力或其他技能。除了募集1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还会筹集5000万美元的小额资金,采用与主基金相同的投资策略,不同之处在于,每个关键参与者都将被邀请投资区区50万美元:律师、大学教授、前创业者,猎头…当这种提议来自红杉资本这样的投资机构时,是无法令人拒绝的,因为它的年利润率40多年来一直稳定在70%以上。其次,如果红杉资本的风险投资家需要信息,他们的合作基金投资者也更愿意提供这些信息,因为基金表现和这些投资者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这是滥用合同目的的一个明显例子。合作基金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构建社交网络。

联合投资是网络构建的另一个例子。作为领投的风险投资者有权邀请其他投资者进行联合投资。例如,如果IPO在即,他们将邀请投资银行进行最后一轮联投,以推动企业上市准备。如果他们预期创业公司将被大公司收购,他们将邀请思科或谷歌进行联投,因为它们也是潜在的买家。再次,联合投资不是仅仅提供资本那么简单,而更多的是风险投资家和自己需要或对自己受益的玩家搭建网络。

当最有信誉的公司募集资金时,往往会出现资本供大于求的局面。例如,红杉资本发起的5亿美元筹款在一周内被超额认购了12倍。投资者向红杉资本提供了60亿美元。风险投资机构选择与投资者进行面谈,并根据对红杉资本投资的初创公司的潜在贡献进行选择。例如,一家保险公司被问及他们是否同意成为由红杉投资的创业公司的客户,以及他们对自己需求的反应速度如何。

这些嵌入策略决定了硅谷的实力和独特性,使硅谷不仅成为高科技集群,也是创新集群。对于这种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的信息流动是由风险投资家激活的,风险投资家不仅从中获利,而且为这种金钱和信息的双重流动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

我们可以从这个模型中得出创新群体的重要理论意义:网络的生机和效率不仅与网络密度有关;经济行为主体的性质和互补性也至关重要。硅谷与世界其他高科技集群之间的区别就在于50多年来风险投资机构的存在。没有加州的风险投资家们,硅谷将不再是硅谷。

实际参与也是需要的。在思考产业政策和创新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对行为者之间的联系提出质疑,而且还要问自己,哪些是创新动力所必需的。这不仅仅是关注大公司和大学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高科技园区或竞争力集群的问题。企业家和其他行为者包括法律专家和风险投资家,也必须确保他们的长期存在。

本文根据作者在Monique Dagnaud 和 Olivier Alexandre组织的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EHESS)“加州模式”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婕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