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时经济的技术和组织遗产

苏琦 / 《财经》杂志副主编 / 2015-05-11

仅仅依靠精英主义路线，难以解释战后日本产业大军的整体高素质及其对日本制造崛起的贡献。进一步的答案或许应该从精英主义路线的战时“弥散效应”来加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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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一个让人们长期感兴趣的话题，其原因也众说纷纭。有一种解释将其归因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与之相配套的倾斜性金融扶持，而这种产业政策的源流则被上溯至日本战时经济的“统制政策”。有论者认为正是这种战时经验令日本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深谙产业指导之道，而由于美军战后占领时期基本上只对军部和内务省官员进行整肃，而大体放过了经济部门的官员，因此日本产业政策的传统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那么除了产业指导之外，日本战时经济还有哪些有利于战后经济复兴和技术创新的遗产呢？这同样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

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日本战前与战时的技术创新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因此为战后的产业勃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存在所谓的日本工业增长主要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那更多是西方人的偏见。

1961年，日本池田首相访问英国会见记者时，被英国记者问到关于模仿和盗用的问题。零式战斗机的设计师崛越二郎此时已近六十岁，愤而就二十五年前设计的零式战斗机写就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出零式战斗机当年在各个方面几乎都超过了同时代的欧美各国战斗机，是国内外公认的出类拔萃的产品。而飞机又是在广泛领域内的各种工业技术的综合性成果。因此，不能低估战败前的日本在零式战斗机上所显示的技术，日本的技术决不是“一部分人所说的模仿和长于雕虫小技。”日本有“独到的想法和哲学”，有在世界上远远领先的地道的独创。

有论者认为，崛越二郎们代表了自明治以来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主导型精英主义路线。崛越二郎完全不是作为远离周围的天才来提高自己技术、进行研究和工作的。他是在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机构中被有计划地精心培养起来的宠儿，而他所达成的业绩远远超过了组织的期待。

崛越二郎经过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进入刚有第一届毕业生的东京大学航空学系，以优秀成绩毕业，进入三菱飞机公司工作。这家企业是战前日本重工业的核心——三菱的航空机械部门，与中岛并列为两大制造厂家。三菱对这位秀才真是有计划地进行精心培育。让他在短时期内取得飞机性能和强度的计算和部分设计的经验之后，便派往德国和美国飞机工厂进修。回国后从事航空情报调查工作。这样，在他取得了五年经验之后，二十九岁时便一跃而为新战斗机的主任设计师。

人们会问，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崛越二郎呢？即使仅限于三菱飞机制造部门，也有很多新进入的职工，对他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答案是：几乎主要是看学历，看谁经过了当时的最高学历：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而且航空学系也只有东京帝国大学才开设。从实际成绩来看，人们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学校制度进行选择方面，为人才分配组织做了相当好的工作。

在崛越二郎进入公司时起，公司就有计划地精心培养他在较短的时期内能担任主任设计师。这个办法取得了成功，而且不只是崛越二郎成功了，有相当多的一批人都成功了。飞机不是由一个人设计的，而是由20-30名设计工程师和更多的技术人员参加设计的，而主任设计师是设计组的组长。崛越二郎在1937年着手设计零式战斗机之前，曾有过担任两种战斗机的主任设计师的经验，以及合作的劲头。从这个意义上讲，零式战斗机非一日之功，正是日本战前的社会组织精心培植的产物。

从经营三菱飞机的任务来看，就能看到整个产业社会的分工和协作的结构。人才资本的素质不单单是指各个劳动力的素质，而且应该一并看到这种组织的素质。

不过，仅仅依靠精英主义路线，难以解释战后日本产业大军的整体高素质及其对日本制造崛起的贡献。事实上，有人在反驳崛越二郎经验的局限时就曾指出，毕竟零式战斗机没有实现量产。也因此，进一步的答案或许应该从精英主义路线的战时“弥散效应”来加以寻找。

战时时期的大量动员，为此前身处二元结构因而相互少有来往的群体提供了接触交流和相互“刺激”的机会。

1938年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1939年实施了根据这条法令制订的“国民征用令”，以这个征用令将大量劳动力强制性转移进军需工业。首先是很多大学生、中学生被动员到军需工厂去，战败时达到230万人。

除了这些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外，最重要的是还有已经在其他产业部门工作的人很多被强行调到军需工厂工作。根据在东京地区的部分调查显示，转业人员很多是由纺织、印刷等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及商业部门供给的。而且在这些部门里，中小企业占大多数。这种转业给提高教育的趋向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之前的二元经济模式中，中小企业在进行活动过程中，与主要在国家主导型大型骨干企业就业的旧（战前）制高等中学、旧帝国大学这条途径出身的人接触不多。这样，社会性的自我止步的心理障碍被长期维持下来。所谓社会性的心理障碍是指，即使家庭经济允许，但并非所有受过义务教育的学生都能升入大学。这是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很少有走尖子学校和尖子路线的需要，很多阶层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愿意升学，例如从事商业的人受过义务教育后，就进入商店当学徒，至多进入商业学校，一开始并不希望走上更高级的道路。希望进入旧制高等中学校和旧帝国大学的只是有限的阶层。

在战时军需产业这个规模惊人的大组织中，学校制度中的尖子路线出身者登上了有权的地位，这使此前在中小企业就职的低学历人群深感学历的作用之大。当然即使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但如果没有向上的流动性，也不过一声叹息之后一切如旧。然而高等学府的大门在形式上是开着的，人们自然萌发了对提高教育程度的强烈的社会动机，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接触效果开始弥散。

随着经济进一步战时化，接触效果进一步广泛地普及开来。此前被留在中小企业、免于被征用的人们也被卷入进来。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浸透到各处，在资金、原材料价格等一切方面实行了强制性统一管理。特别是在1942年颁布了“企业整备令”，对中小企业开始了整理、合并。中小企业者被比较大的企业吸收过去，或者成立统制团体，夺去了中小企业的“自主机能”。与政府和各种统制委员会及大公司的交涉增加了，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交涉，什么事也干不了，经济的二元结构无形中被削弱了。这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为战后日本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形成高效的分包协同生产网络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在统制团体和政府中，权限都为高学历阶层所掌握，提升教育水平意愿的接触效果很大。

对于被动员到战场的约720万陆海军人员而言，战后大多数人也承认这种接触效果。在军队这样完全典型的大规模官僚机构中，与官僚们接触，并受到刺激，造成对提高教育程度的直接原因。

上述各种形态的接触效果形成了战后入学竞争的基础。战败后，义务教育延长一年只是强制性的，还无法充分表示这种效果。但是，后期的初、高中教育决不是义务教育。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表明竞争型社会的产生，它为教育精英主义的弥散和高素质产业大军的形成功不可没，而这才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真正基础。

在报酬分配上，战争也留下了遗产。这时，在车间现场劳动的人和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之间的工资差别一下子缩小了。这种缩小的过程也是战时经济造成的。资料显示，不熟练工乃至经验不足的工人的工资都较高。此外，战时经济对工人的大规模动员，为战后波涛汹涌的工人运动的高涨打下了基础。根据调查，战后一下子出现的巨大的工会组织几乎是在没有工会领导者的工作和支援的情况下自发成立的。从工厂和车间自发地成长起一批领导干部。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们是在战场上和在工厂里看到同伴伤亡的情景，仗义站起来的。

这些发生在产业工人内部的变化，也会日本战后制造业大规模高效生产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