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确实需要高水平研究者,问题是,提供给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就业机会却越来越少。在所有问题产生根源中,我们需要摸清一点,那就是:对于整个社会以及那些申请攻读这一等级教育的人来说,博士学位的真正价值在哪里?我们是否正面临博士过剩的局面?话题已经摆上桌面,重新审视之下,一种新的视角也正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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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的真正价值在哪里?我们是否正面临博士过剩的局面?对于这个问题,只言片语显然无法回答,因为博士不仅仅要能做科研,也应该成为企业可以使用的专才,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适应职场、跨领域潜能的挖掘和发展、以及职业规划的开放性,是讨论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几个维度。
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有哪些?答案取决于该国所处发展阶段。重建阶段最需要管理者、工程师和技师;而在后工业阶段,即发达国家目前所处的所谓知识经济阶段,则科研创新才是创造价值的关键所在。在一个国家拥有的所有人力资源中,博士——大学教育的最高学历——是该国在国际竞争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至少是那些最具竞争力专业的博士。
欢迎来到知识经济时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非常重视经济发展与博士数量之间的关系,其依据是有力的统计数据:该组织成员国70%的科研是由企业完成的,2009年这些公司雇佣了270万科研人员,占博士总数的65%,而从事高等教育的博士只有25%。该组织认为,知识、能力与创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周期累积性互动,在一个环境中,能力的提升会促进技术的改良,新技术的发明则会加快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知识创造财富的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同等重要。
高级人才对于公司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博士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他们掌握科技发展的动向,能够识别有用信息,并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令其为企业所用,当企业内部的知识储备与外界的科技发展具有明显差别时,即市场处于变化阶段,博士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掌握“了解知识的知识”——即知道去哪里寻找有用的知识——是关键所在,公司内部若存在此类高级人才如博士,就能够比别人快一步接触到尖端科技。除了有利于科技创新以外,高级人才在国家的研发收益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公司是否增加接收博士的岗位数量对于一个国家在科技投入中的收益是否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于这一点,经合组织已有多次提案。2005年,曾建议爱尔兰将博士培养数量增加一倍,当时爱尔兰每百万人口的博士数只有168人,远不及其他研发大国——芬兰356人,瑞典426人,德国280人。这影响到了爱尔兰科研密集型大学体系的发展,并继而影响到工业研发的发展。于是自2006年起,爱尔兰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博士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总的来说,如何安排博士对于国家整体的知识布局意义非凡。以法国为例,博士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原因在于法国有高等专业学院(Grandes Ecoles),专门培养精英人才,与普通大学竞争激烈。法国科技最高理事会(French High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于2014年初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科技大国中,博士是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在公共事业单位还是尖端科技公司。法国只有9%的工程师攻读博士学位,而在高等商校,该比例几乎为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的高级管理人才中只有10%拥有博士文凭,而美国却有30%。这种在科研体系中博士培养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高管缺乏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质疑和争辩精神、开辟未知领域以及寻求创新的勇气。
培养博士首先受益的是国家,高级人才能够带动其他人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是因为培养博士的过程中会创造出所有人都能受益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博士比其他人更加具备提炼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财富、为社会服务的能力,能够大大促进其雇主的生产力。而且博士具有辐射作用,将高级人才与创新型公司共置一处,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就像硅谷。乐观些来看,博士为社会带来的系统化效应,远远不止于给他自己或者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澳大利亚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博士在读生之间或与社会创新体系中的其他人员进行学术交流,非常有助于知识的传播,也有助于各个机构制定相关政策,他们对于改善整个学术环境具有很高附加值,而这种附加值直接来自于公共机构对博士项目的资助。
博士人才市场
这种知识的流通成了辩论的焦点,考虑到大学以及科研赞助机构对博士项目的投资,公共权力机构需要回答下列问题:一纸博士文凭的真正价值有多少?社会是否有正当理由来资助这些博士项目?博士在何种程度上能作为社会公共财产?
像对待所有产品或者服务一样,我们应该考虑博士是否有市场。2012年,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发布的一份报告就这一点提出了严肃质疑:“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没有紧跟二战以来全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
对知识的盲目追求导致了“市场”的饱和,博士数量太多,从全球范围来看,博士总数与大学提供的岗位数量不成正比,尽管如此,大学却还是为年轻博士提供最多岗位的机构;与此同时,公司也可以雇佣博士,但是在这方面有矛盾情绪,他们一方面抱怨缺乏高级人才,另一方面又有偏见,认为博士不具备企业需要的知识技能。
博士数量过多也许与博士扩招有关。很早以前,稀缺的大学甚至中学毕业生就算是学术精英了,许多教师都没有博士文凭。二战后博士数量才开始猛增,随着高校教师需求量的增加,对教师学历的要求也变高了,他们需要拥有尽可能高的文凭。美国大学引领这一趋势:1970年,美国接受的博士研究生不到全球总数三分之一,但发放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数却占了全球总数的一半。
然而博士数量的膨胀不是个别国家问题。1998年到2006年,经合组织成员国所发放的博士文凭数量多达20万张,8年上升了40%,相反,美国却仅上升了22%,可见,世界其他国家的博士比例正在赶超美国。这一增长在墨西哥、葡萄牙、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尤其明显,甚至在年轻人口日益减少的日本,博士生的数量都增加了46%。博士数量的增长部分反映出了大学教育扩张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只有一些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诸如中国和巴西,才缺少博士,但是这些国家培养出的博士,以欧美国家标准看来,质量有待考量。
博士过剩的原因
2010年的一期《经济学人》说,博士过剩的所有原因中,人们常常拒绝承认的一条是:大学利用了那些聪慧、勤奋的脑力劳动者对工资要求不高的特点,用低廉的价格雇佣他们,以不确定的晋升为诱饵,让他们进行更多科研和教学工作,这些富有才华却又廉价的劳动力就这样被剥削了,学校的其他教授们申请到了基金,却让新进的博士搞科研,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认为,整个体系简直就是一场庞氏骗局(Ponzi pyramid scam)。
在一所美国大学中,教授的工资是博士后助理的5倍,社会学家Andrew Hacker点明了其中的原因:2005年到2009年间,美国的大学总共招聘了10万博士,但是教授岗位只有16000个,那么会产生上述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读博士生所承担的本科教育工作越多,学校开设的教授岗位就越少。即使在加拿大这样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注重合理性的国家,大学新招的博士数量也是新开设教授岗位的两倍。
在科研方面也是同样的分配,高校大部分的科研工作是由博士后承担的,根据加拿大非官方数据统计,80%的博士后年均税前收入为36800加元,相当于一个建筑工人的收入水平。此外,这些博士后的命运还取决于科技风潮——当风潮转变之后,这些在专攻某一领域的顶尖人才有时就无法在大学里找到容身之地。将这些不利因素综合起来,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和英国的高校里,在读博士生往往是外国学生,因为他们能够接受比较微薄的报酬。
至于那些决定去企业工作的博士,则要面对其他困境,他们的专业往往过于狭窄,在高校以外的地方很难找到工作。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毕业五年的博士中,斯洛伐克60%的博士仍旧没有稳定工作,其中有45%居住在比利时、捷克、德国或者西班牙,奥地利三分之一的博士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无关,还有更糟糕的:德国13%的博士从事着低等工作,在荷兰则高达21%。
此外,进企业工作还显示出了博士个人发展高投入低回报的缺点,即使拥有博士文凭的员工比本科毕业的员工工资稍高一些。《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杂志》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刊登过一篇题为《博士的经济贡献》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PhDs)的文章,作者是英国华威大学的教授Bernard Casey。该文指出,在英国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比没上过大学的人高出14%,博士生高出26%,而硕士生却也高出了23%,在某些领域,博士甚至完全没有优势,数学、电子信息、人文科学和语言方面的博士的薪资不比硕士高,据Casey于2009年的计算,在工程、技术、建筑和教育领域,博士的薪资甚至比硕士低,只有在医学、商业和金融领域才真正具有优势,因为这些领域的雇主往往会安排一些短期且更直接有效的培训。
思考如何培养博士
解决办法可以是根据“客户”需求来修改博士生培养计划,在学术金字塔的顶端,博士能满足大学教育与学术的需求,然而其前途却不止于大学。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著名的研究报告“科学世纪”(“The Scientific Century” )指出,英国只有3.5%的科学博士最后会留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而能取得教授头衔的更是只有0.45%。换言之,他们之中80%最后不是从事科研的。《自然》杂志上一篇题为《博士工厂该停产?》 (Education: The PhD factory. The world is producing more PhDs than ever before. Is it time to stop?)的文章中,作者表示遗憾,因为很少有国家重视并采取措施,试图使博士生的培养符合高校以外的职场需求。
不过,是否真的需要彻底改造博士?那也不一定。德国总是被作为成功将博士融入工业领域的典范,但是德国也没有因此彻底牺牲博士的学术优势。德国成功的一部分原因与文化有关,在德国博士的威望很高,此外,科研与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是重要原因:在德国,著名的科研实验室都是由知名教授管理,这些教授在学术界和工业领域都是标杆式的人物,年轻博士经过这些知名教授的指导就能较好地提升自己。
长久以来,法国在这方面一直都与德国相反,因为法国的管理精英主要来自于高等专业学院,而博士则主要来自普通综合大学,他们很难融入企业,但是从2000年中开始,法国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于是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方面,高等专业学院如今开展了较之以往更多的科研工作,而且继续深造读博的学生数量也在增加;另一方面,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综合大学更愿意从博士未来就业角度来考虑教学。
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巴黎高科集团启动了“通往企业的博士培养”项目,动员了许多机构与近20家大型公司合作,这些公司会在合作伙伴中找到参考信息,帮助博士生构建出符合需求的学历结构,它们还会参加整个项目的评估(分析实践内容和评估标准,研究其对就业能力的影响,为丰富改良项目内容提出建议),并且在公司内部推广这个项目(尤其是人事部门)。该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加强博士生对企业运作体系的认识,教会博士生如何发展事业。甚至为相关博士生开设为期四周的迷你MBA课程。
加强对博士生就业培训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对于博士来说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第一份工作后就业能力能有质的飞跃。博士毕业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在进入职场后只能维持几年优势,因此他们需要发现、培养、提高并发挥自己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团队合作、实验室资源、掌控中长期项目的能力等等……凭借着这些能力,年轻学者才会有良好的事业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