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思恺 / 瑞士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兼科技文化中心(swissnex)执行总监 / 2015-01-13
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人口（800万）来看，瑞士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国，在自然资源方面，它也称不上富足。然而，瑞士却是全球创新领域的领导者，常年高居国际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榜的前几位，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瑞典，是全球公认的高竞争力国家。
探究其成功原因，从国内来看是一整套鼓励创新的公共政策和氛围友好的企业成长生态；向外则是雄心勃勃的国际合作与外交传统。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高度发达的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和以色列等所普遍采取的模式。
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角色，虽然尚不足以成为瑞士创新的竞争对手，但已是其“科学外交”无法忽视的目标伙伴。2008年，swissnex（瑞士科技文化中心）中国在上海设立。swissnex是由瑞士政府支持、以民间方式运作的半官方机构，其角色类似于科技中介机构，“与瑞士政府外贸部门等一起，协助从基础研究合作到为年轻初创科技企业寻找机会等一切与科学与技术创新有关的事务。”（《瑞士科学外交》, 作者Flavia Schlegel，发表于《科学与外交》杂志。）
近日，swissnex 中国执行总监孟思恺先生接受《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专访，分享瑞士创新经验和对未来全球创新走向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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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在过去20-30年里，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领域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孟思恺 / 瑞士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兼科技文化中心(swissnex)执行总监
孟思恺： 我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科研合作领域呈现了“个人化”的趋势，即民间接触与互动越来越多。 但如果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则会发现科学研究已经变成一场全球性游戏。例如，在过去的15年里，瑞士出版的科学论文中，署名中有国际合作作者的比例越来越高。其次，机构尤其是大学也越来越重视和支持跨国交流，政府仍然在起关键作用。中国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都在积极推动一些企业合作或双边科研计划。科学合作已经成为政府外交日程的组成部分，很容易得到官员支持。
在这里我想对比一下技术创新的情况，相比科研，技术创新在今天本地性特征依然很强。大量创新发生在美国硅谷，然后被单向输出到其他国家。然而，我们很快会看到，初创企业的创始团队会越来越国际化和多元化，就像学术领域所发生的那样。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趋势。
今天的国际化和数字通讯技术使得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交流，那么政府在推动合作与交流中的角色是不是会越来越弱？或可以全然让位给市场和民间机构？
政府的作用常常被误解或低估。在科研合作领域，政府将继续担任重要驱动角色，尤其在经费资助方面。打开任何一本美国科学类杂志，都会看到长篇累牍地抱怨经费缺乏。人们常常为研究、团队和设备寻找经费搞得焦头烂额。而重大突破性发现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则很难发生。
另一原因和我们所说的“大科学”或“大项目”相关。就拿“人类大脑工程”为例，该项目总投入高达10亿欧元，由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 ）主导。在欧盟层面，则建立了专门的框架和规范、通过外交手段协调成员国合作，推动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像卫星和全球定位系统这样的基础设施也是各国政府负责的。
能否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瑞士政府是如何帮助大学以及其他机构进行创新的，又是如何推动创新成果在全社会的分享的？
在瑞士，研究和创新的职责分由私人和公共两个部门来承担。前者负担整体研发支出的三分之二，相当于国家GDP的3%。联邦政府则要负责在各政治层面为创新提供合适的土壤，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出色的教育体系。
政府也通过两个重要机构直接对科研和创新进行资助，分别是瑞士科学基金会（SNSF）与技术和创新委员会（CTI），这两个机构早在1943年建立。它们的主要资助对象是大学基础研究。而技术应用开发和商业化更多还是由私人部门或应用科学类大学（UAS）来推动。
公共研究经费的分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申请者的项目赢得比赛和同行审评就能获得资助。瑞士完善和稳定的政治与法律环境确保所有个人和机构都可平等使用公共科研设施以及申请政府资助。
更重要的一点是公共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例如，技术和创新委员会（CTI）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它还提供相关的培训指导、资金和专家给中小企业与初创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企业。表现好的企业可以得到CTI认证标志，向外界证明它们更具发展潜力而值得投资。
为什么是初创企业？
初创企业在增加就业与革新经济结构方面作用关键。在瑞士，每年有2万个新增就业源于第一年创立的企业。仅凭这一点，瑞士各级政府一直积极营造良好环境来保证创业企业的发展。创新、信息和资本三者之间的断裂成本是不能容忍的。研究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需要真正能为消费者使用。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必须保证信息和资源的对称，才能带来最终的市场成功。
在这方面，遍布全球的swissnex网络与CTI合作组织“市场进入训练营”（Market Entry Camps），帮助初创企业进行海外市场的调研、验证和开拓。另外一个项目叫“创业领袖”（Venture Leaders），服务对象是有海外拓展计划、已经创业2-3年的企业家，他们被带到美国和中国，介绍给当地的企业家或专业人士，发现市场机会。
一个同时受益于这两个项目的公司叫PlusMat，它的技术能够直接在生产线上重新利用太阳能板切割过程废弃的原料硅。在swissnex的协助下，PlusMat已经在中国找到了一家制造商规模化利用这项技术，并有一家中国风投和法国研究机构分别表示了投资意向。
Venture Leaders China 2014 / Photo credit goes to swissnex China
将弱小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推向海外市场是明智的做法吗？它们如何克服巨大的文化与社会差异？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中国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和瑞士的科技形成了完美的互补，PlusMat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模式加以推广。然而，中国市场对于国外高科技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战场。
政府间的外交协定如中瑞科技合作2013-2016（SSSTC 2013-2016）与中瑞自由贸易协定（2013年签署），以及像swissnex中国这样的机构的设立，都指向了同一现实：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成为瑞士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想象空间巨大。
但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来说，挑战也同样巨大。要规模化你的技术和产品，一个庞大的市场如中国是个好选择。但究竟该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和无限大的市场需求间取得平衡？最大的困难还是找到合适的人才和合作伙伴，在诸如照明这种竞争剧烈的产业，这是成败的关键。你能否找到合适的分销商，换言之，如果找不到分销商来把你的灯泡放到商场货架上，生意肯定是死路一条。与大公司不同，这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参考。但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初创企业必须尽量提供针对本土需求的产品，弄清楚这里的人们究竟想要什么。
比较实用的选择是，聚焦于某个细分市场提供解决方案，或者价值链的一部分却对整个产业部门来说都不可或缺的产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ScanTrust，这家公司的技术能帮助人们利用手机来鉴别产品真伪。
你也可以押注在蓝海市场上，但前提是避免廉价产品和价格战。以电子商务为例，市场容量无限，谁都可以跳进来搏一把，难的是找到自身拥有定价优势的部分，这样才有可能享受较高的利润。
像瑞士、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国，虽然规模不大，但都发展出一套成熟有效的经济和创新体制。那么，这套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借鉴？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经不应再仅仅被看作是世界的“工厂”。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信息科技在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他们制定了各种中期和长期规划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鼓励社会进步。效果也正逐步显现。比如，中国2013年的研发投入达到119.06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0%。
然而，中国市场的条块化和不透明为国内初创企业造成了很多障碍。与瑞士相比，中国科研体系目前更多地还是由上而下，主要是政府在为各种科研主体提供经费。虽然风投行业已经迅速兴起与发展，但他们似乎更偏爱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而不是在创业早期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政策透明性显得尤为关键。
我认为瑞士或者新加坡经验的推广需要时间。创新政策和环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和完善。从我的经验来看，平台的建立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将所有参与者聚在一起。 政府必须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人们互相联系、交流、合作和学习。瑞士在帮助产业与科研机构建立连接方面富有经验，政府起了关键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学习的过程被大大加快，并惠及到整个产业。
合作很必要，但随着各新兴国家的创新能力也在增强，瑞士该如何确保自身的竞争优势在知识分享过程中不被削弱？
这很具挑战性。一方面，我们要开放、分享，把人、科技和知识聚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一定的竞争优势来发展甚至生存。对与瑞士来说，底线是要始终在全球创新指数上名列前茅，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要成为所有所参与产业的高附加值部分。这也是为什么瑞士的大企业遍布海外，而且从事的都是非常先进的产业。
然而，中国与瑞士无论在技术还是市场成熟度方面，相互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平台对满足双方需求来说都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尚未完全发挥其制造业的潜力，但瑞士则要确保将最高精尖的制造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后，瑞士意识到要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因为它们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保持持续创新。
作为曾在swissnex波士顿工作过的欧洲人，现在又主持上海的swissnex，你如何看待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创新及其推动因素？
中国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惊叹。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惊人，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基础设施，还包括孵化器、产业加速器这些能够迅速普及和推动创新的设施。在深圳，你还能看到许多创新能力极强的小规模制造工厂，以及像矽递（Seeed Studio）这样的机构。
更有意思的是“软件”方面，我们看到年轻人有很强烈的创业欲望。实际上，这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氛围和气候，甚至社区。我也很佩服中国企业家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在华为这样的公司身上，我们看到了创新的产业化。它们把大量利润投资于创新，结合自身积累的实力和从传统制造业中获取的经验，对创新进行重新想象，这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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