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需要变成“超人”吗？

巴黎高科评论 / 编辑 / 2015-02-04

“人类增强”科技将逐渐改变生命的一些根本特征，比如衰老、智力和繁殖等，科技“先知”们甚至开始憧憬一种新人类的降临。但它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道德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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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兴科技正被用来优化人类肌体和大脑的工作方式，包括我们与环境的互动。这些在信息学和科技医学中被称为“人类增强”的科技，将逐渐改变生命的一些根本特征：衰老、智力和繁殖等。科技“先知”们甚至开始憧憬一种新人类的降临，这种之前只能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引发了大大小小的道德追问。

那么，在众多为人津津乐道的突破性科技中，哪些会真正深入地改变整个世界？麦肯锡战略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罗列了12项对经济有着显著影响的科技。这些科技的广泛应用，每年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数十万亿美元的价值。在这份表单上，有三项科技格外引人注目。

我要更强大

脑力劳动自动化。未来的电脑程序拥有越发强大的分析、计算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的获得使之能够按照人类的语言模式来回应命令。这将最大限度地提高脑力劳动效率，增加机器决策和自动化的可靠性。

新型机器人。今天的机器人在很多工作中，能力与人类已不相上下，甚至可以替代后者。传感器让机器人能够胜任互动性和适应性强的技巧性工作，而不仅限于高危（对人类而言）任务；高分辨率成像设备和微型手术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医疗，手术准确性和操作时间大幅改善；因骨髓损伤而瘫痪的人利用与神经相连的机械外骨骼，重新获得了行走能力。

基因科技。基因组学涵盖了基因测序、修饰和分析等最前沿的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这项庞大工程历时13年，投入达27亿美元。时至今日，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仅需几个小时、几千欧元。通过研究基因与疾病的关系，医生可以有效地进行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在基因组学的基础上，则可以进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通过改写DNA制造出新的组织。基因工程对于医药、农业、生物燃料等产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我要更智慧

上述三种科技，实际上从属于所谓NBIC——微电子学、生物学、信息学及认知学，即对人类未来影响最大的四大科学领域。也正是这四个领域的交汇，带来了人类最重要的生命和认知器官——脑科学的重大突破。

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商业部联合发表题为《交叉科技改善人类生活》的报告，得出肯定性结论：“大脑工程产业的技术难度不亚于阿波罗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但对于人类的帮助也更大。理解思维和大脑如何工作，将有助于在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教育学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科学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称：“思维计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控制和治愈精神疾病的新工具，同时也让人类更好得理解‘我是谁’，‘我正身处何处’。理解思维和大脑让我们能够创造出全新的智能机器，进而在这个未知的领域创造出惊人财富。因此思维工程不仅仅是科学好奇和探索，或是单纯的科技突破，它还为消灭贫穷、开启人类黄金时代创造了可能。”

这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就连NBIC概念也被一些人指责为美国微电子学和生物学先锋们为吸引眼球而凭空捏造的，毫无科学依据。虽然两两之间有高度联系，如微电子和信息学，但总体看来，四个科学领域的交集尚不存在。例如在日本这个跨界资本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个概念并不存在。

改良人类物种？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倡导和支持，鼓舞了“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信徒。在一群由知名科学家、高科技公司高管如谷歌工程总监Ray Kurzweil组成的“科技先知”的推波助澜下，“超人类主义”在美国广为传播。1999年“超人类主义宣言”的修订版中包含这样意味深长的两段话：

1-我们坚信，人类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科技手段来增强身体的、大脑的和繁殖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通过超越生理极限来获得物种的繁荣。

2-我们拥护人类进行自我改良的选择自由。包括选择改善记忆、注意力和精神能力的科技；选择延长寿命、提高生殖能力的物理疗法；选择冷冻等改变或提升人类物种质量的其他手段。

超人类主义的长远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但首先是完善人类自身，使人类从生理的脆弱中解脱出来，增强包括思维在内的各种能力，成为优良物种，最后摆脱衰老。这不正是2013年创立的谷歌子公司Calico的雄心吗？

在其发布的《2030全球趋势报告》中，管理着美国16家情报机构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也认同了超人类主义者们所鼓吹的那些新科技。例如帮助部队长时间保持战斗力的精神刺激药物，能够带来夜视能力的视网膜植入物，以及改善注意力、提高推理和记忆力的神经性药物。

超人类主义者对当前若干大型大脑工程寄予厚望。包括美国的“人类认知组计划”(Human Cognome Project，HCP)和瑞士的“蓝色大脑计划”（Blue Brain）。这些项目试图弄清楚大脑中数以千亿细胞的复杂架构和联系，并探讨将思维内容“上传”到电脑、在“云端”虚拟化甚至移植到机器上的可能性。

作为人类增强最有行动力的实践者，谷歌公司参与了“奇点大学”项目。所谓“奇点”，是指在科技进程的某一节点，人类突然跃进至更高级别的科技文明。“奇点大学”的创立者们甚至声称在2060年会出现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吉和他的一些高管参与了“奇点大学”的创立，其使命就是加速、扶持和宣传能够达到2060年目标的科研项目，并“教育、激励和帮助领导者使用前沿科技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这些建立在科学假说基础上的宏大项目常常引起争议，科幻小说作家喜欢以此为题来引起伦理讨论：我们是否有权利改变物种？什么是“人”和“人性”？“超人”很容易让人回想起20世纪那些最黑暗的历史：集权者以创造“新人类”为名而进行大屠杀。在一个“超人”世界里，“普通人”的命运会怎样？

这种探讨很容易让人觉得“大而无当”，而产生“超人类”还很遥远的错觉。事实却是，“人类增强”的可行性架构已经建立，虽难以察觉，却已近在眼前。在通往“超人类”的路上，每一个步骤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道德能不能够（以及应不应该）给科技“进步”让路？医疗体系该如何调整来平衡平等性和经济性？

以胚胎着床前的遗传基因检查（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 or PIGD ）为例，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从母亲血液中获得胎儿细胞进行基因检测，而对母亲和胎儿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下一步，则是通过基因重组而实现“完美”胎儿。实际上，从2009年起，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替换灵长动物的线粒体。显然这种技术也可用于人类体外受精的胚胎基因。这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质问：在受精卵中应用高科技，自然生殖的未来将会怎样？去除不完善的基因会对人类的生物多样性造成怎样的影响？或者说，人类基因标准化是否会导致系统性风险？

法国泌尿外科医生Laurent Alexandre在他的书《死亡的终结》中提到，随着NBIC将基因组学逐渐渗透入人类文明，人们对风险的辨别方式已经被彻底改变。基因诊断的进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要求使用这种风险低、效率高的技术来减轻病痛，社会团结将受到挑战，更长远来看，社会可能会因此付出惨痛代价：如果花几千美元就能检测任何人的DNA，那么，携带“劣等基因”的人还能买到保险吗？如果趋势已成必然，就必须改变国家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

长期来看，基因选择确实可以根治一些疾病，从而降低医疗花费。但在初期，效果可能恰恰相反。追求胚胎、孩子和青年人的基因健康，会带来花费激增，而传统上70%的医疗投入是用在10%的老年人口的。医疗系统必须同时应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医疗需求，预算严重不足。

历史学家、《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成为超人类主义反对者中最积极的一位，并非偶然。他指出，这种思潮宣扬的是一种更高级的不平等，将“自然人”和“增强人”相对立。对他而言，那些鼓吹人类改良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实际上是空想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极端继承者。

还有研究者认为，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反现实主义，认为社会可以没有“共通点”，而只是一群采取了群居形式的自由个体。这甚至动摇到了被作为进步概念广为接受的“民主”以及人类对关系的定义。特别令人费解的问题还是繁衍，因为它同时涉及到身份、两性和亲情。这些恰恰为空想科学家们所忽略。更有尖锐哲学家指出，超人类主义者就是一群不成熟的宗教信徒，他们满怀着对肉体的脆弱、病痛和不完美的仇恨——或者总体来说，对于人类一切行为的仇恨。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认为，超人类主义最终是反人类的？（蒋相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