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森 /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留学生 / 2015-04-11
与定位为远东贸易据点的公共租界不同，上海法租界走的是另外一条发展壮大的道路，从社会人文的角度逐渐扩大自己在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影响力，用现在一个流行词语来形容，就是“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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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魅力
外滩万国建筑群是上海最负胜名的几个旅游景点之一，也是黄浦江畔沧桑变迁的见证者。
对于有闲情慢慢欣赏这些西式建筑的非游客，若是沿着江边漫步，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知名度极高的、宏伟华丽的建筑都座落在延安东路北侧，从外滩1号的亚细亚大楼开始，包括英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外滩12号，现浦东发展银行总部）、江海关大楼（外滩13号，现上海海关）、沙逊大厦（外滩20号，现和平饭店）和怡和洋行大楼（外滩27号，现作商业用途）等，无一例外；而在延安东路南侧的江边只有较新修建的大厦，并无历史建筑，再往南走便是豫园和城隍庙，进入老上海的地盘了。
延安东路像是一条人为规划的界线，它似乎分隔了一个历史上极繁华的商埠和一个普通的上海。有趣的是，延安东路同时还是英美控制下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地理界线，原名爱多亚路。
公共租界里的这24座外滩建筑中有20座是由英资洋行修建的，反映了英国商人对上海埠贸易的绝对优势地位。相比与英美控制下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贸易并不兴盛，1862年租界内仅有法国商行9家，数量上远远比不上同期在沪的58家英国商行。然而不知是当时租界管理者人为的决策或是历史的自然选择，法租界在其他方面的优势远远盖过了贸易上的短板，租界内的市政工程、基础设施、教育机构和出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法国侨民与上海中上层人士的青睐，法租界也从简单的法国在华贸易据点转变成了外侨在上海重要的文化中心，法租界为上海带来的西方文明得以在这里生根发芽。
伴随着法租界这种发展趋势的，是源源不断涌入法租界的各国侨民、难民。
部分在公共租界置业、工作的英美商人受到法新租界内较优良的城市环境的吸引，在法租界内建造了许多豪华的住宅与办公楼房，这些英美风格的建筑包括贝当路（现衡山路）的美童公学（American College）、邻近的国际礼拜堂（Community Church），以及英国侨民的戏剧中心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等等。
犹太侨民多数属于外侨中的富裕阶层，居住在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其中以沙逊家族为先驱。他们于1850年以上海为总部建立沙逊洋行，在上海发展成为远东最有权势的家族。1938年，大批原居欧洲的犹太难民为逃脱纳粹德国的迫害涌至上海，上海对犹太难民提供了保护。
在所有的外国侨民中，俄国侨民可谓最特殊的一批人群，对法租界的演变过程有着长足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这段期间，在法租界从商的俄国侨民并不多，只有华俄道胜银行、东亚公司等几家向俄国转运丝绸、茶叶的商行，至1915年底也只有42名俄国人在法租界居住。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大批俄国贵族以难民身份蜂拥抵沪，人数共达7000多人；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有大批俄侨从哈尔滨转移到上海，在法租界居住的俄国侨民人数从1920年的210人迅速增加至1934年的8260人。
绝大部分略有资产的俄侨在来到上海后，都选择移居至法租界居住。俄国教会在法租界修建了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两座东正教教堂；移居法租界的俄侨多数从事零售业，仅1926年至1928年间，俄侨就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开设了15~20家小百货店、30家服装店、10家食品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药房和5家理发店，霞飞路成为了上海最具浪漫色彩的一条商业街。俄侨的移入使得法租界的商业气息愈发浓厚，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生活在租界内的侨民与华民的生活质量。
除了将法租界的零售商业发展至能与公共租界抗衡的地位，许多原沙皇俄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画家从中国东北迁居上海，各种俄侨文艺团体纷纷成立，使得俄侨在上海法租界的文艺活动异常活跃。1926年成立的法租界公董局管乐队中，大部分成员是俄国人。20世纪20年代后，在俄国音乐家的努力下，上海市民逐渐认识和了解了俄国音乐，他们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音乐家，其中包括傅聪。除此之外，俄侨文艺团体还在法租界内举办多次绘画、戏剧活动。
俄侨的迁入不仅使得法租界的文艺气氛日益浓厚，还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很大影响。十月革命后，法租界成了俄国职业革命家在中国的重要活动场所，曾劝说陈独秀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和俄共远东国际间谍处尼克尔斯基等人都曾在上海活动，1921年的中共一大最早也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下上海法租界召开的。
这些来自各国的侨民或是出于对法租界生活环境的向往，或是出于历史与政治方面的考量，移入法租界生活、工作、置业或进行其他活动，他们的迁入也反过来带动了法租界经济的繁荣，使得法租界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区，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到今天，原法租界的卢湾、徐家汇地区仍然是上海市重要的商业圈；迁入法租界的侨民带来了丰富的异国风情，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在这里相互融合，形成了以法国文明为主导的独具上海特色的文化氛围。
20世纪是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1940年旋即战败，傀儡政府在法国中部的温泉镇维希成立。1943年，维希法国宣布放弃在华全部租界，上海法租界在同年7月由汪精卫政权名义上收回，饱受中日战火摧残的公共租界也在同年8月撤销。二战结束后，随即爆发的国共内战、通货膨胀、上海易帜后的诸多运动几乎根除了上海的外国势力，将近一百多年来在上海建立了雄厚根基的欧美商人、宗教团体与政治力量也彻底告别了申城。
正如前一篇文所言，法租界在发展大宗商品贸易的方面与公共租界相比几乎毫无优势可言，英美商行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单个的规模上都远胜法国在沪贸易公司。与定位为远东贸易据点的公共租界不同，上海法租界走的是另外一条发展壮大的道路，从社会人文的角度逐渐扩大自己在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影响力，用现在一个流行词语来形容，就是“软实力”。
当然，当时法租界的管理者以及来到法租界的各国侨民是绝对不会意识到“软实力”这种东西的。然而一方面，法租界公董会与教会对宗教、教育与文化交流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视与支持，另一方面，来到法租界的商人、侨民们也自发地在租界发展了既有上海特色也有本国特色的科教文艺活动，有形与无形的两只手使得法租界演变成了上海重要的文艺、教育中心。
法租界在这方面对上海乃至全中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文化作为一种对人潜移默化的力量，再加上近代上海极度开放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智的开发与思想的进步。反观公共租界在近百年内积淀下来的雄厚的经济基础，经过近代以来的腥风血雨，亦根基飘摇，光辉不再。
除了留下来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公共租界的辉煌如今已很难用统计数字之外的形式为人们所了解。但是上海因法租界而具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却在今天继续吸引着远在9000公里以外的异国人来到申城这篇热土，同时也依旧在对当代中国产生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几十年前的一串数字远远不及文化带给人的力量。
海谧·戴高乐先生来访交通大学时说了这样一段话：“40年前，我的祖先戴高乐将军促进了中法两国的建交，而如今我本人在上海工作多年，我的儿子也与一位中国女孩喜结良缘，我有了我的中法混血的小孙子。”文化的魅力让一个家族四代人与中法友谊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相信这样的故事也将在上海这座城市继续述说下去。
（作者昊森，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第一届学生，从岭南来到申城，现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关注人文历史，亦欣赏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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