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 : 所谓“公民消费者”真的存在？

创瞰巴黎 / 编辑 / 2015-07-22

能源转型，即从一个以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为基础的社会向生态集中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在实际情况中，能源转型政策需要能够涵盖节约能源和优化产能系统这两点，更需要提高零碳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为实现这项目标，关键在于使用一种安全且公平的方法，将现有的能源模式转变为一个有可靠供给且能够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能源模式。在这过程中，公共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无论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的比例，还是优化房屋隔热标准，两者都是长期过程。当然，对于个人消费者，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也都有自己的责任，但如何定义所谓“个人消费者”以及如何衡量他们的主动性其实是两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关键问题在于：能源终端消费者能否真的对现状做出什么决定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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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发布的Blue Map scenario报告，全球2005年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是280亿吨。如果保持现有的二氧化碳排放速率，排放量会在2050年达到600亿吨。为了实现将排放量降低到140亿吨的目标，该机构提出了以下节约能源的方案：排放量削减目标中，38%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例如降低交通、私人住宅以及发电站的能源消耗，等等）、17%通过推广可再生能源、6%通过核能的技术革新、19%借助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CCS），剩余的20%则通过其他措施。

终端消费者若想参与这一节能过程，主要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能源的这一方面。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交通运输系统与私人住宅（包括供暖、烹饪和园艺机械等的消耗）是二氧化碳两大排放来源。

以法国为例，法国每年排放的大约3.75亿吨二氧化碳中，交通系统占了1.3亿吨，住房和楼宇服务业则占近9000万吨。在后者所占比例中，不同的消费群体的情况也大相径庭：私家车的碳排放量占交通总排放量的一半，而建筑行业的排放量所占比例则更高。个人消费者的总能源消耗量也相当可观，尤其在发达国家中，由于生产、运输和其相关产业的能源消耗，其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上都有几乎等量的增额。

个人消费者决策

在这一方面，个人消费者的决策确实可以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常常提到的“生态举措”（eco-gestures）一词指的是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减少能源消费量的举措，譬如将处于待机模式的设备完全关闭、提早将冷藏食品从冰箱中取出、以及节约住宅用水等等。像这样的小事真的可以发挥作用吗？由于家庭水电账单不能反映这些动作带来的节余，因此我们并不太清楚问题的答案。

以城市用水为例，在特定的消费现状下，在供给与维护成本稳定增长的趋势下，假如消费量略有减少，供应商会相应地提高每立方米供水的价格。其他的网络式供应的能源（如供气和供电）也遵循一样的逻辑。当然，单价的上升会使得消费量进一步下降，但这会使消费者产生一种消极的印象，即自己的节能举措并没有实质性影响。

还有一种节能的方法，即避免鼓励消费。采取一种抑制消费欲望的政策可以使不必要的私家车需求降低。由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Tech）Andrea Hamre 与Ralph Buehler 两位研究教授主导的一项研究计算了取消免费停车福利对华盛顿特区的工作者上下班方式的影响。这项被CityLab（2014年8月1日号）引用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实施免费停车政策是如何抵消了对其他替代交通方式的鼓励政策（例如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等等）。

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更深入了一层。简单地说，为了使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而呼吁他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或相反地，贬低他们的主动性）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如果能为他们构建一个良性的制度框架来引导他们的消费模式，则可能有成效。

在民主体制中，可选方案其实没有那么多。如果决策者时不时对高耗能企业采取惩罚性的措施，会引来两方在碳排放税问题上的无尽争吵；而等到选举来临时决策者们会发现，之前的争论与矛盾已经使他们手里没什么牌可以打了。

尽管如此，决策者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大家都关注的问题上整合做出几个艰巨的决策。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西欧一些国家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的余波、为了证明一系列应急措施的正当性，大部分国家都实施了降低道路驾驶限速的政策。现如今，降低燃油消耗依旧是减低限速标准这一决策的目的之一，但是主要目标还是增加道路驾驶的安全性。

这证明了向选民们提出鼓励性的政策不失为更简单的选择。例如德国实施的联邦“能源转型”政策中，有一项举措往往不为人们所熟知：政府会向那些主动愿意增厚住宅隔热层的家庭提供不菲的财政支持。

一项可观的财政补贴实施了若干年后，便会带来一连串的影响：随着相应的市场得以建立，先进技术得到充分应用，能源生产成本也随之降低。面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需求时，能源生产规模的扩大化使得无论是能源本身还是原材料的成本都比以往更低了——简单地说，只是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留给政府部门的任务同样简单：继续扩大能源市场的规模，并给予新技术的先行者更多的鼓励政策。这样做同样有利于在全国性市场中一个业界领军者的产生。

这些政策说来简单，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是有些困难的。一个论据充分的例子是德国的太阳能计划。该计划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太阳能产业并重塑原有的能源消费体系。然而其采用的馈赠式的推广模式以及大量从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阵列这两点短板使得这项计划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另外一个不成功的案例是挪威的全电动汽车项目：2014年，对电动车免税的政策成本已经超出原计划的20%，数十亿挪威克朗反而落入了加州特斯拉公司与日本丰田与日产等公司的腰包中。除此之外，一些环保主义者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便我们将大部分的能源消耗限制在氢能与电能上，这些“清洁能源”汽车仍然需要等量的原材料用于生产，这本身就需要消耗传统能源，亦会对自然环境产生潜在威胁。

这些鼓励政策可以很有成效，但是它们带来的副作用并不完全能在政策实施者的掌控之中。实际上这些政策只构成了能源转型过程的一部分，最终是消费者处于能源链的终端。刺激需求端可以产生一些不容小觑的影响，但这对现状不会有太大影响。

实质上，若要实现我们所说的提高能源效率，需要做到在不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优化消费模式。近来有一门新兴的学说有着长足的进步，即能源倾向型（energy-lean strategy）或能源保守型（energy conservation strategy）策略。该策略与全体市民息息相关，尽管其重点并不在于改变普通消费者绵薄的个人习惯或精打细算的消费习惯。

改变消费习惯

能源保守型策略旨在对消费习惯做出实质性改变，呼吁消费者采用更加节能的生活方式。顺带说明一句：能源紧缩性策略并没有官方定义，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旨在彻底削减高耗能的生活需求。

比如，我们在使用习惯上可以采用能源保守型策略，从而（从时间和用量两个尺度上）减少所需的物资与服务量，并最终这些环节相应的能源消耗量，例如依据这项原则，我们可以采用远程视讯工作的方法以减少在工作地点往返带来的耗能。

从个人维度上讲，这种能源紧缩型的策略要求我们只购买那些最契合我们需求的物品。譬如对于一名计划购车的私人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应当依据家庭的主要需求选择一辆车，而非依据梦想中的潜在需求。如果驾车的目的只是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么其实并没有必要购买一辆数吨重的SUV！

从集体角度看，这项策略提出了共享的原则。上文所述的这位消费者随时可以通过向车辆共享平台或传统汽车租赁服务租用一辆大型车以应付一些特殊需求，甚至可以通过一些P2P模式的网站获得一辆车的暂时使用权。 由于常常与经济负增长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纠缠在一起，能源紧缩型策略引起过剧烈的批评。

反对者们坚持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享受经济增长和更舒适生活水平的权利。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也批评这项策略不现实：若是生活真的像它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恐怕在整个西方世界只有极少数激进者会支持这一选择。

但是，假如这种设想能够与能源保守型策略以一种非强制性、非理想化的模式结合起来，或许能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不管是建造一栋楼、生产一辆车、一部电话还是实现一种交通运输，在任何生产和服务的设计阶段都应当采用一种负责任的消费者模式。以移动设备为例（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等），假如我们从最初的设计阶段就遵循该策略，那么当我们需要回收这些电子产品时，回收的过程会更加简单，对环境产生的破坏也相应降低，同时还可以确保一些稀有材料不被丢弃浪费。

公民们为保护环境所作的努力依然是有限的。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消费欲望最高的消费者依旧会购买二次制造品（从已存在的产品中使用部件组装而成的制造品）。一般来说，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定的生活舒适度，此时消费习惯扮演着一种类似于刹车的角色。正如在一次与巴黎高科评论（ParisTech Review）的采访中，François Moisan (Ademe)这样说道：“我们无法说服业主，把自家的暖气调低到17摄氏度可以拯救这个星球。”但是他也补充道：“我们可以在一些小细节上花心思，而不要直接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当人们只需要下一层楼时，很少有人会抱怨说需要走楼梯没有电梯乘……当然，这就要求建筑结构设计师们要设计出一个方便人们找到楼梯的环境。在未来，提高能源利用率会更多地依赖于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需要引入集体性节能责任这一概念，同时也要求设计师们创造出更多有利于人们培养新节能态度的场所。大量的证据说明，说到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习惯，身边小事的潜移默化要比制定任何法律政策都要有效地多。”

若要对当前能源现状有清醒认识，就要求人们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无法以法律条文规范人们的消费习惯，那么就应该用另外的方法来重新塑造、改造其生活方式。假如采用国家强制性手段一对一地对公民-消费者-纳税人施加压力，是不可能有成果的。成功的秘诀是创造消费者集体学习过程。

凡科技创新都源于社会创新。换句话说，科技创新是从那些能够动员广大居民、员工参与的社会实践萌发的。人们参与到其中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真正想做的，能够凝聚集体的智慧从而实现共同的目标。

我们可以这么说：集体学习过程与市场供方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当然，当涉及到能源消耗问题时，即便有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想彻底改变世界的企业家带头，我们也无法仅靠市场的创造力来解决问题。仅仅依靠技术创新自身是不足的。通过对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收益往往因伴随而来的亏损而被抵消，这就是所谓的“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当一个产品、一项服务或一种食品的价格下跌时，与其对应的经济激励效应也随之降低，因为对于任何科技成果而言，要想获得更高回报率，必然带来更高昂的消耗。

（未完待续：“能源转型：联合或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