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里克·维拉尼(Cédric Villani): 科学领袖如何展示领导力？

赛德里克·维拉尼 / 数学家、里昂大学教授、亨利·庞加莱学院院长 / 2016-06-20

一百年后，当人们听到赛德里克·维拉尼(Cédric Villani)这个名字时，首先映入他们脑海的可能是“法国数学家”、“21世纪数学巨擘之一”、“菲尔兹奖得主”等说法。人们也将很容易地把他和偏微分方程式与数学物理学领域的进展联系起来，那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但这就能让他心满意足吗？

作为亨利·庞加莱学院的院长，他正忙于在如今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上，提升该学院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该学院是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研究方面历史最悠久、最具声望的机构之一。

他的日程里现在写满了管理和公关活动，这与数学家所习惯的世界完全不同。管理一个巨大的组织，激励属下，向政府和公众推介理念与想法，以获取关注和资金支持——所有这些，对他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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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你刚刚出版你的第四本大众读物，经常上电视，还在电台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化问题的演讲。你管理着一家世界级的科学研究院，同时又是个数学家。目前在你的日程上，最优先的事务有哪些？

赛德里克·维拉尼：除了私人事务之外，我现在的很多精力都用于推广数学。过去四年里我一直努力扩展亨利·庞加莱学院，并建造一栋将在2020年开放的数学博物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数学博物馆，所以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把一切都准备好，包括资金、建筑、管理结构、人员等。

这意味着你在数学以外的活动上花的时间更多？

多得多。但这并不意外。菲尔兹奖很像诺贝尔奖：如果得了，你就不得不放弃研究者的平静生活，从事新的活动。成为名人后你就能做很多事情，同时这也意味着责任。

作为一家世界级研究机构的院长，你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规则与规范，这必然带来庞杂的管理任务，你是如何应对的？

在管理方面，就像在数学领域一样，并没有一刀切式的药方。在很多时候，你更需要凭直觉做决定，比如参加会议、处理结构性改革、雇用人员的时候，这时你必须慎重思考，并向其他人征求意见。

我手下有一个了不起的团队。我们雇用新人来负责新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管理的关键是找到对的人——不仅要称职，还要勤勉、可靠。这至关重要。我已经逐渐意识到，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战，无论问题是什么，总是存在一种解决方案，而且我们将能找到它。

管理的主要问题是时间规划，这与搞数学研究完全不同。管理要求所有事情的进度加快。我必须更快地决策，决策效果必须及时显现。所以时间管理技能非常重要。有时一天里会出现多达九项要事。我的应对方法是，对每件事都用相同长度的时间来处理，并利用一切资源来综合性地解决所有问题。

管理也需要更多的人际沟通。你必须不停地和人交流。而数学界的领袖人物不一定要做很多人际交流。例如，高斯是他那个年代的数学领袖，而他足不出户。但要管理一个学院，人际沟通就非常重要。如果你的交流做得不够，事情就会变糟。

如何激励他人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激励手段主要并不是私人利益，而是让他们明白学院的目标。更准确地说，是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努力打造一个顶级学院，一个在全球受尊敬的学院，而且这是法国整体科学进步的一部分。这家机构的形象极为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参加电视节目、出版书籍的原因之一。

你在公共场合谈论许多话题，如人工智能（AI）、公共政策、移民、经济下滑、文化等等。但在中国，人们不会觉得这对一位知识分子的职业形象有利。你如何看待这一区别？

现代法国的决定性时刻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那是所有人创造的。在那时，科学家极为积极地参与公共讨论，参与国家机构的组建，为政府提建议，一些科学家还成为政府部长。在某种意义上，这至今在法国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知识分子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他们也有责任发表观点，向公众提建议。

这个气氛在今天稍显冷淡，因为新生代的学者倾向于只为自己的同侪写作。然而，在科学研究中赢得的声望，可以开启许多机会。如果一位著名科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他将被邀请到处去演讲。人们将请他就时事发表观点。这是法国人的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我的一些同事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的批评者总是吹毛求疵，有时也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专业。但我觉得，我们参与到讨论中，这真的很重要。毕竟，民主意味着参与。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为公共讨论做贡献。

除了公共讨论外，数学家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商业，有的加入大公司的研发部门，有的甚至自己创业。然而，尽管更多数学家从商也许是可喜的，但学校也很需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培养”更多数学家吗？还是我们应换一种思路，比如说，创造一些介于学术研究、教学和商业之间的职业发展路径？

你强调数学家和商业之间的联系，这是对的，因为很显然，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主要需要专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而且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这么做。

事实上，在亨利·庞加莱学院，我们对此很投入。我们与全球的专家和各种社团都有很密切的机制性联系。我们正在建设的数学博物馆将成为教育、科研和产业组织交汇的场所。我们举办会议，向产业界说明数学问题，并为普罗大众举办讲座。我们努力与这个生态系统内的所有人建立联系。

根据民意调查，数学家现在似乎是一个时髦的工作。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部分原因是科技的发展趋势。我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化模型与数理模型，而数学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我们这一代人做出的巨大努力也是原因之一。我们一直努力提升数学家在社会和研究机构中的声望。

为了进一步普及数学，除了与大众沟通之外，你还将做什么？

成立、发展和壮大各种机构。纯粹的公关并不重要。最终你需要教师来教课、培训，你需要机构来提供研究工具、项目，等等。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各司其职。与社会沟通才能把这些角色组织在一起，为所有可能性创造条件。

你如何看待在科学和研究方面法国未来的实力？

你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最近在法国政府决定削减科研方面的公共开支后，这个问题已在法国被公开提出讨论。上周，八位科学家，包括七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政府的这一计划发表公开抗议，我就是其中的一名。我们写给政府的公开信由一家法国大报发表了。我们受邀在电视和电台上发言，最终得到总统的接见，他同意将预算保持原貌。

我们对预算削减计划发出的抗议，以及法国政府对我们发言的反应，都说明科学家在法国社会深受尊敬。像这样的事让我感到很乐观。我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只要你是一个得到社会承认的数学家，你就能获得在媒体上写文章和发言的机会，不受约束地表达你的想法。

但是，乐观主义就像宗教一样，不是理性的。我们需要继续保持乐观，但也需要发现和迎接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