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特纳 / 斯坦福大学传播系主任、教授 / 2017-06-12
本文系弗雷德·特纳（ Fred Turner）在Monique Dagnaud和 Olivier Alexandre组织的EHESS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题目为《加州模式》。更多作品即将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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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新认真思考工程学对我们生活的改变，知识的历史又该如何书写？在美国，知识分子的作品被视为与工程或计算机科学完全不同的事物。书店甚至不知道把我写的书放在哪个书架上！认真对待科技的文化史该如何分类？商业类，还是科学类？但肯定不会被放在历史类。对他们来说，它所书写的，绝大部分是那些整日思考再将想法写在纸上的人的历史。这很危险。因为书中思想不会变成我们口袋里都有的手机，这种机器对我们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可一点都不亚于诗歌。简而言之，这就是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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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奥尼利看起来不像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位山地自行车运动员。但《连线》杂志称他为这个时代的大师。《公司》杂志认为他是硅谷的知识领袖。批评者们对这位巨人则颇有微词。Evgeny Morozov写道：“我们的技术争论一直空洞，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蒂姆·奥雷利。整个思想领域，从计算到商业和公共管理，都成了他的“热词癖”（buzzwordophelia）的俘虏。
最初，作为企业家和记者的蒂姆·奥尼利，创立了一家专门出版编程书的出版社。随后举办了一系列的会议。这些会议是一种新语言的发源地，产生了诸如“web 2.0”的说法，将计算重新定义为一种社交活动。而“开源”听上去比“免费”软件要好得多。免费软件意味着在主体市场之外自由流通。但开源不同，它意味着在主流市场内免费。
蒂姆·奥尼利创造了这些术语形成的社交阵地，真正挑战了我们对知识来源的观念。
很关键的一点是：蒂姆·奥尼利的思想不仅存在于他的大脑中，还存在于他的社交网络中。这是一个重要区别。从小我们就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天才，他们在头脑中产生了思想，然后通过写或说来表达出这些思想。这不是蒂姆·奥尼利的方式。他召集和倾听不同的网络群体。会议、露营、聚会。他和一百名工程师去露营，玩Plays Mystery，这是一个好玩的野外游戏，你走进人们的帐篷，抓出坏蛋。
在这些网络群体聚会中，生成了一些语言，用来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再解释和输出这些语言。在这个阶段，它们发挥了强大作用：组织公开辩论。它们不再是仅仅停留在大脑中的思考。网络中存在思想。站在各个网络交叉点上的人们学习到这些思想，将其输出，并因此成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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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将分为三部分：三个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如何改变了三种理念。
首先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今天，他们已经不存在，他们属于过去。在公共领域他们已经——至少在美国——被网络企业家和网络知识分子所取代。网络社会学家罗纳德·斯图尔特·伯特（Ronald Stuart Burt）谈到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存在于不同社交群体之间的洞。站在这些洞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在说什么，并把它们的洞察结合在一起。
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到底指谁？在美国，人们会想到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骑摩托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戴维斯·里斯曼（Davis Riesman）或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他们通过阅读获得思想，再把这些思想写在书中。之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有思想，公共知识分子，则是指他们在写出这些思想的时候，用的是可理解的语言——普通人看得懂的英语。他们发表文章，特别是在小杂志上。他们被鲁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这样的作者记录在《公众人物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他们不是名人。不上电视。他们写书。他们是用平直语言到达普通人的上流人物。和商业或媒体技术没有关系，他们生活在纸上和书中。当想法在头脑中形成，他们就想办法把它们付诸于之上，成为思想。
与此同时，上世纪50年代，另一个世界也正在形成。查尔斯·珀西·斯诺（C.P. Snow）在其著名文章《两种文化》中描述了工程文化与文学文化的兴起。文学人不太了解科学、工程文化以及——准确地说——没有意识到其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刚从二战中走出。科技帮助我们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工程师取得了新的合法性和社会地位，拥有这种被称为“计算”的新技术。美国的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是在1948年发明的。不到10年，全国的大公司都安装了大型数字计算机。不到20年，我们拥有了互联网上的第一个节点！这个计算机化的过程非常非常迅速。
同时发生的，还有思考和工作方式的快速转换。工程师擅长合作。他们没有小杂志作者们的思想。工程师必须进行团队合作。必须与其他人合作创造事物。他们清楚那些最终变成实物的想法，其实来自于社群。工程思维：“我们总是在一起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我——是我们。
一个关键要素是可交付成果。在项目结束时，你不只是有一个想法。你必须拿出一些有用的东西：一个原型，一台机器，一件你可以交付给客户的东西。可交付性非常关键，它让团队变得重要。无法实现的想法不算想法。工程师处理旧的时尚观念——抽象思想——的方法就像处理可交付物。他们对知识作用的理解全部和创造新的行动条件有关。不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而是创造一个新的场景，我们可以在其中做出不同的行动和创造。
反传统文化的符号性人物斯图尔特·布兰德曾经说过：“在美国，知识分子书写。而在加利福尼亚，我们书写，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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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一个出色而博学的知识分子，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工程师，与控制论思想的符号性人物。这是一门涵盖广泛的学科，迅速跨越了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商业、管理学等理论，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系统理论。维纳是如何成为这一中心并获得巨大知识影响力的？
什么是控制论？维纳称其为用于通信和控制目的的人机通信。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理解反馈的系统。你在世界上移动，你撞到东西。糟糕，我撞上了桌子。桌子告诉我我碰到了它，不应该继续走。我通过改变方向做出反应，我撞到椅子上。等等。维纳将世界想象为一系列相互反馈的信息系统。这就是世界的组织方式。他提出了平衡论（homeostasis）、信息论（可能最早来自于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Shannon））这样的范畴。它是一种把世界看做系统的强大视野，横跨许多学科。
为什么是诺伯特·维纳？为什么他有能力创造出这个术语并传播它，以及他获得知识影响力的途径是什么？
知识型企业家有三个步骤来获得影响力。
首先，你需要一个平台，甚至在讨论发生之前，你必须站在一处可以进入新网络的地方。你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是你具备对话的基础。
第二，你需要建立一个网络论坛。你需要实际的线下聚会，有时是在线聚会，但必须是在一个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汇聚并相互交流的地方。一个站在洞里的人，周围是网络1 2 3和4，这些网络没有自己连接，除非通过那个人。一旦网络在一间屋子里或任何地方形成共识，就开始用一种共同语言来说话。这种共同语言催生新的范畴，如开源或控制论。
领袖们——比如这个例子中的诺伯特·维纳——最终可以通过所谓的不可修改的传播品，从网络中导出这些新语言：包括书籍、文本、杂志文章、采访、艺术品等这些能够传播但无法篡改的东西。
维纳是一个少年天才。他16岁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最终成为数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的位置非常便于结识各种为研究战争而团结在一起的团队。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汇聚到剑桥大学，研发新武器、新技术。诺伯特·维纳当时在那里。他能够申请资助，并认识从事这件事的人。他被分配到一个项目组，找出击落移动的敌机的方法，在计算机发明前这是一个难题。地面上的炮手需要预测方向、速度的变化……维纳解决的是如何将整个系统——飞行员、飞机、枪、枪手、子弹——想象成一个综合的数学系统，其中生物元素（人）和机械元素（飞机、武器）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变成了一个系统中的数学元素。一旦引入数学，你就可以尝试预测飞机和武器的行为。这是控制论的核心洞见：世界是一个信息系统，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个系统，你就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
由于在平台上所处的位置，诺伯特·维纳才能够参与到这个跨学科的工作。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他当时在剑桥接触到来自其他不同领域的很多知识分子。他遇到了一位名为Rosenbleuth的心脏外科医生，他正在研究心脏的工作原理。他遇到了信息理论家Dwight Shannon和许多其他人。到了1943年，他参与合著的一篇不起眼的论文改变了世界。它的标题非常无聊：“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这篇精彩的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仅仅通过反馈而运行的系统实际上是有目的的。他举了手的例子。写作时，你的手和大脑都在工作。大脑不断地控制着手。同时，手、笔、纸、桌子给予大脑以反馈。手和笔离开纸面，就无法写，大脑收到这样的反馈，把手和笔移回纸面，你就又可以写了。维纳说，写作目的通过反馈互动而得以实现。
后来他做了上述三要素过程的第二部分：开始创建论坛。自1951年开始，跨度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系列会议导致了控制论的产生并成为一门普遍的学科。这些会议涉及到了所有美国顶尖的科学家、管理理论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这些伟大的头脑对诸如反馈、循环、因果等概念进行了充分探讨。
维纳的回忆录中，一个很小的细节提到了第一次。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将网络协作转化成一种新语言的：“会议开始后不久我们发现，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人都开始说同一种语言，使用的词汇来源包括通信工程师、研究伺服机器的人和研究计算机的人，还有神经生理学家。他们都对信息存储感兴趣。所有人都发现用“反馈”来描述生物体和机器现象非常合适。
这样，由所有这些不同专业人士组成网络聚在一起，分享同一个术语：反馈。
诺伯特·维纳继续创作了两种不可变传播物，都是畅销书。在1948年，他出版了《控制论》。此书有一半都是数学方程。却成了一本畅销书！它推广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可以通过计算建模和管理的信息系统。有趣的是，他不遗余力地解释了控制论的思想来源于何处。他给出定义，然后列出所有参加会议并对这个概念作出贡献的人。
两年后，他出版了另一本，书名为《人有人的用途》（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一本更容易阅读的《控制论》，用来解释自己思想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有趣的是，他在此书中说自己如何提出控制论，而所有其他人都不见了。“我们意识到以通信和统计力学为中心的一系列问题的核心统一。我们决定把与机器和生命体的命令和控制有关的所有理论统称为控制论。”在《人有人的用途》中，他说他在1948年创造了这个词。名称背后的所有社交过程都略去了。
我并不是说诺伯特·维纳私吞了他人的贡献。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小偷：他是我所研究过的最慷慨和善良的人之一——我和他交往了20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相信他只是作为控制论的发言人，融汇了所有社交工作。就像马戏团老板P.T. Barnum 。他不会做空中飞人或马术，他不是马戏演员——但他是马戏团的发言人。这就是诺伯特·维纳的角色。他是这个新马戏团的代言人。
而这个马戏团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它成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自助类书籍写作和起名的依据：《幸福婚姻：我好，你好，是一个反馈系统》（The Happy Marriage: I’m ok you’re ok,is a feedback system）。我和你说实话，你和我说实话，我们就能感觉到爱。我们是机器。沮丧但真实。
控制论在60年代无处不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大部分思想都起源于那时。它进入心理学领域，家庭治疗开始发展，进入了人类学（通过Gregory Bateson（格雷戈里·巴特森）和Margaret Mead（玛格丽特·米德）的作品），进入了政治学，当然还有计算机科学和新机器的发展，最后进入艺术领域。在上世纪60年代的许多艺术家都痴迷于控制论。约翰·凯奇（John Cag）在上世纪60年代用自己的表演拥抱控制论。
控制论也走进了反主流文化，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斯图尔特·布兰德。
传奇嬉皮士布兰德从诺伯特·维纳那里学到了如何成为一名网络企业家。当我第一次阅读到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时，我认为60年代与40年代或5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我一直被告知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是这个时代自身的产物——对幸福的大幻灭。但当我开始研究斯图尔特·布兰德和他的圈子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当时正非常认真地阅读和学习40年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诺伯特·维纳这样的工程知识分子。
斯图尔特·布兰德和他的社区让黑客变得时髦。今天你会羞于称自己是黑客吗？不，回到70年代和80年代，倒是真的。黑客是国家的潜在敌人，可能会通过计算机搞破坏，从数字系统和银行进行网络盗窃……斯图尔特·布兰德是如何改变这种看法的？
我们再次看到同样的三种模式，和我们在诺伯特·维纳身上看到的三个阶段相同。斯图尔特·布兰德建立了一个平台：全球目录，在1968年。然后在1984年创建了一个论坛，黑客大会，聚集了计算机工程师、嬉皮士和其他人如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苹果的联合创始人，和安迪·赫兹费尔德（Andy Hertzfeld）。他创造出不可变传播物——当时是电影和报纸，向整个美国讲述重新定义黑客的故事。
《全球目录》出版于1968年，旨在为寻求社群生活的人提供一个大纲。它提供意识工具——书籍等，帮你建立一种分享式思维，与别人和谐相处。
到80年代初，反文化潮流已经崩溃，《全球目录》不再存在。但加利福尼亚人一直记得目录和斯图尔特·布拉德有多么酷。
在6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是反文化的敌人。嬉皮士们认为电脑是冷战的工具。斯图尔特·布拉德却非常酷。80年代的电脑开始变得更便宜、更友好，但仍要够酷。因此，有人邀请斯图尔特·布拉德创立《全球软件评论》，使用《全球目录》的格式，为新兴计算机行业销售软件工具。这意味着在他的办公室里，嬉皮士与计算机科学家互相共事。两个世界开始走到一起。
布兰德有了平台。从那个时期起，他成了权威。而围绕他出现的一个新行业也即将到来。在1984年，他的朋友、如今为连线杂志工作的凯文·凯利，送给了他一本书，那是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的《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在当时，这本书还不像在今天这样出名，它描述了互相独立的三代计算机程序员。斯图尔特·布兰德决定组织一次会议，把这三代人聚集在旧金山的梅森堡。他们一起待了两天，谈论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反主流文化。当讨论开始时，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商业模式。到他们离开的时候，则变成了“你懂的，我不知道什么商业模式……但我知道黑客就像嬉皮士！他们是创造性变革的引擎，是文化变革的创业引擎。这次会议还产生了“信息应免费”这句名言，来自于斯图尔特·布兰德的讲话，他还补充说“信息也要很贵”，但这一句往往被人们忘记。用计算机的人不再是罪犯，而是互相合作、灵活的企业家，这些观念通过一系列不可变传播物进入公共领域。包括一部名为《黑客：电子时代的奇才》（Hackers: Wizards of the Electronic Age）的电影。
记者约翰·马克福（John Markoff）出席了会议。他迅速报道了斯图尔特·布兰德告诉他的一切，因为后者对参加会议的媒体总是非常谨慎，包括《华尔街日报》。他们不做质疑地报道了这场融合：黑客真的是计算机革命的英雄。反文化真的是计算机化的引擎，而不是国家军事工业。会议结束时，斯图尔特·布兰德使用了相同的网络创业策略来转变我们对黑客的理解。这个新目录诞生，到今天仍在使用。我认为，这是智识的影响——非常强大。斯图尔特·布兰德重塑了我们对黑客定义的理解，做到这一点，他用的不是小说、诗歌和太多的书写。
斯图尔特·布兰德如今在旧金山仍然非常活跃，蒂姆·奥雷利说他对自己的职业模式有非常特殊的影响。
布兰德做的，通过新闻、电影、计算机程序员社区，通过科技娱乐和设计会议并最终通过开源社区输出黑客的概念……所有这些领域与蒂姆·奥雷利都有交叉。怎么回事？最重要的一点是，蒂姆·奥雷利像维纳和布兰德一样，是一个网络企业家，但他做到了产业化。他非常自觉，通过组织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公司，并通过它致富。
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同样的三个步骤：平台、论坛、不可变传播载体。蒂姆·奥雷利的平台是他的“how to”系列计算机书。可以想象，在计算机语言日益膨胀的世界里，学习计算机编程是非常困难的。他开创了最早也是最成功的技术手册公司之一，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些书语言简明，易于使用，并且有非常好的品牌，封面上总是某种可爱的动物。因为他建立了这个行业，他因此认识了旧金山湾区所有的程序员。这反过来又让他开发了一个新的论坛：开源公约（ Open Source Convention）。
“开源”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术语。
上世纪90年代末的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活动，当时被称为免费软件。免费软件是指人人都可使用的社会生活基础设施：每个人都应该有软件来做事情。Eric S. Raymond可能是这个观念最多产的倡导者。但当时这个概念带有一点共产主义的感觉。
蒂姆·奥雷利和他的团队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从免费软件中获取技术，再卖给企业。他实际上围绕着这个问题召集了一个头脑风暴团队，从他的计算机书业务中团结一批人。这次头脑风暴想出的术语之一是“开源”。“开放”相当于“免费”这个词，但它不再将自己隔离于市场。任何人都可以来！对所有人开放……只要有钱。它非常强大。它开始改变世界。蒂姆·奥雷利针对这个新思路开发了一系列会议。他称之为“开源公约”，它每年仍然在旧金山举行。他从社交网络中获得了一个词汇，并将其变成了组织新社交网络的术语。
反过来，这也产生了非常强大的知识影响，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旧式理解不再适用。要在蒂姆·奥雷利的世界中有影响力，你需要建立一个网络，打造一个术语，然后使用该术语来组织新网络。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广了这个术语，因为这是他们的标识。这是一种组织世界的强大方式。
蒂姆·奥雷利也使用了不可变传播物。他很早就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博客，称为O’Reilly Radar，业内人士通过读这个博客来了解圈内新闻。他在博客上提出了开源革命的概念。他还出版了两本其他作家就这个话题写的书。
为了让你对其力量之大有个概念，请注意“2.0”的说法：它把每个人变成Facebook或其他平台上的一个个人商业品牌（如果想使用Match.com约会，你需要以其他用户可识别的方式展示自己，即宣传自己），却没说监控市场、贩卖个人信息、数据隐私的终结。“Web 2.0”将所有这些东西说成“新的、协作的、社交的世界”。
但事实是事实，欧洲知识分子对这场辩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不断提醒我们这些事实。意大利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在说：“这不是一个新的社交世界——这是一个新的社交工厂。”我很高兴他们这么说。我将借此机会赞扬法国和德国对分享经济发展置若罔闻。共享经济与共享没有什么关系。它与社会生活的微观货币化有关。
我们不能看到这一点或者对此进行辩论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蒂姆·奥雷利和他的专家团队使用这种技术对辩论设定框架的方式。Web 2.0是在2002年提出的，到2005年，它在Google上的使用量超过了95万次。
还有一些要考虑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的语言产生了新的内容和网络，同时他们推动了特定的文化风格。在我的社交世界里，许多人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生产概念、把它写在纸上，用书籍传播出去的人……要获得影响力就需要去写书。然而书籍只能影响非常小的范围。这是另一种方式。这些都是工程知识分子。他们按照工程师的方式组织事务。他们构建团队，开发可交付成果，输出可交付成果，并依据他们已经创建的这些成果组织下一轮生产。
当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不仅输出这些想法，还有社交风格以及他们工作的文化假设和文化条件。我有一个朋友去了一个蒂姆·奥雷利的露营。“就像和电脑和记号笔一起生活。”她说。里面的人中等年纪、中等白人，中等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对女性不是特别开放，宽容同性恋，但不够灵活……
思想拥有力量，思想的社区也同样。支配我们时代的思想，正在工程师社群中形成，而工程师也正是创造支配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的人。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假设也因此获得新的动力。（张婕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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