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里斯·柯莱索斯 / 巴黎高等商业学院的创新管理教授 / 2017-10-31
自数字化革命开启以来，开发者创新就一直是这场革命的核心。直至今天，它仍在引领由新兴技术驱动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然而，开发者作为一个群体，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忽视。这可能是因为除了这个群体自身的独特性，它无法被归入任何现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群分类。要抓住这些独特性，必须承认“正业”（day job）和 “副业”（side-project)的根本区分，这也是开发者主要的工作方式。这种“两面派”既影响了我们对他们一般行为的看法，也影响着产业中技术潜能的实际利用方式。在发展中，开发者群体也创造出了新的组织形式如Barcamps和Hackathons来帮助他们进行个人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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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发者而言，个人和技术的发展是相互交织的。他们的身份特点可以用三个人的故事来代表：Jay, Michael和Lefteris。
通过“副业”实现自我发展
Jay曾为eBay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虽然eBay的大多数用户仅仅用它进行单一的交易（销售或购买二手物品），但Jay将其扩展到管理多个类似物品的交易来获得边际收益。他在业余时间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将交易相关的物流和财务工作自动化。虽然是开发给自己使用，但Jay看到了一个商机：他可以销售这种应用程序，自己因此成为一名“用户—开发者—创业者”（User-Developer-Entrepreneur, UDE）。然而，自己使用与消费者的使用非常不同：消费者期望企业能够提供所有产品功能（例如，设计必须友好，必须有客户支持，等等）。Jay最终放弃了这个项目，他不愿意投入更多个人时间，也不愿应对出现的竞争。不过，他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研究案例，用于他的“主业”——在堪萨斯州的威尼斯塔大学（University of Whichita）教授项目管理课程。
Jay 是一个电脑工程师，而 Michael 是一位数学家。我是在推特在其硅谷总部举行的一场免费研讨会上遇到Michael的，他当时正在演示自己在闲暇时间开发的一种新的编程语言。他在互联网泡沫之前进入这个领域，在一位斯坦福教授创立的公司工作。和其他无数企业一样，这家创业公司没有活过那场泡沫。之后，Michael被亚马逊聘用，做为平台架构师在那里工作了几年，然后跳到了谷歌。对于Michael而言，开发新技术更多是一种职业而非个人行为，虽然他自己的职业轨迹也不是典型开发者职业轨迹。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描述成一位“开发者－创业者”（Developer-Entrepreneur, DE），学习各种技能，并使用它们来谋生。
Lefteris 学的是护理专业，但和计算机相比，这只能算是他的第二志愿。然而，他努力做到了将两个爱好结合起来，方法是在一家应用睡眠技术的诊所工作。他和一些朋友们发起了创客空间hackerspace.gr，在位于雅典郊区的一间地下室，大家聚在一起，捣弄各种设备。创客空间的一些成员模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空间应用挑战赛，开发了SATNOGS（Satellite Networked Open Ground Station，卫星联网开放地面站），一个针对卫星地面站设计的开放程序和DIY网络。这项成果在另一场比赛中拿了奖，成员们利用这些资源创立了Libre空间基金会，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宇宙空间。Lefteris参与了整个过程，却只因个人喜好，和他的“主业”没有多大关系。因此我们称其为“用户－开发者”（User-Developer ，UD）。
正如这三个人物所展示的，开发者可以由他们的“副业”来定义，而不是他们的正式学位或实际的日常工作。对于管理科学而言，集体行为的测量属于根本变量（fundamental value）。然而，开发者行为的影响却非显性的（evident）变量。例如，这种变量值不能通过计算“理查德· 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层”人数这样的标准方法来获得，即，通过分析职业相关的人口统计学数据的途径。我在最近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有效的测量方法可能来自于和开发者创造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开发界面——APIs）使用的特殊工具有关的统计方法。然而，这种测量只能提供大概结果，因为开发者针对某个API可以自由使用多种描述。
这个精确度问题同时也是下述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成为一名开发者的过程不再神秘，开发者工具的丰富性是导致这一群体进一步扩大的关键因素。然而，该阶层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质而非量，因为它挑战了现代社会对集体行动的认知方式。
挑战身份
直到今天，人们在闲余时间的行为都和休闲有关，因此常常不被重视。然而，回顾“身份理论”（statutory theory）的起源可能会帮助我们从性质上理解一个人在私人时间从事正式身份（formal status）之外的活动这种行为的重要性。这些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社会动荡和法国法学家让·德·泰尔-维梅叶（Jean de TerreVermeille，1370-1430）的著作。为了论证即使是国王查尔斯六世也不能剥夺其长子查尔斯七世的王位继承权，泰尔-维梅叶在其所著《论文》（Tractatus）中提出私有财产和身份的区别：成为国王意味着承担公共功能的责任，而不是享受继承家庭财产的利益。这样，长子对王位的继承无可辩驳，即使是其父王也不得拒绝他的这一权利，因为王位属于公共财产，而非国王私有财产。当然，历史的转向不能仅凭泰尔-维梅叶的一言两语——“百年大战”（La Guerre de Cent Ans）的爆发，对这一规则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贯穿于整个历史，各种身份的定义有助于现代国家和现代企业组织的建立，不同角色得以区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型组织得以构成。例如，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命令任何一个企业员工，除非该成员被明确任命以特定管理身份，这是复杂劳动分工得以发生的前提，即每个级别的指挥对应具体责任。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已经广泛接受，一种身份既赋予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也赋予了相应的责任体系。
因此，越出身份边界进行活动并不总具有不言自明的可能性。事实上，最重要的行为理论都是建立在人们各就其位的前提之上。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社会学分类就以他所谓的“合法性”（Legitimitätsglaube），即对合法性的信念为基础。对于韦伯来说，合法性的形式对应于合法性的信念，即遵循正确的正式身份界定。有趣的是，对于管理之父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来说，个性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更确切地说，他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老板，个人权威是法定权威的不可或缺的补充，但他的这一理论维度往往被各种管理模式所忽略。
无论如何，现代技术的开放性挑战了行为主体的标准身份概念。一方面，高科技变得越来越便宜，普通人都可以负担得起。另一方面，人们的闲暇时间不再受公共或专业职能的限制。
然而，这种自由仍然需要一种支持个人愿望和新技能发展的体系。因此，开发者们发明出新的组织形式，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整，以探索新技术。Barcamps（可译为“技术沙龙”）和Hackathons（可译为“黑客松”）就是这些形式的典型案例。
Barcamps & Hackathons: 自发和技术依赖的亲密环境
Barcamps 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短暂聚会，具体情境取决于组织者的意愿：企业或机构的总部、共享办公空间、咖啡馆。通常，组织者通过公开召集参与者，指定一个广泛的话题。活动开始于参与者的自我介绍，然后共同规定讨论方案。根据可用的空间和时间，围绕提出的概念分小组讨论。在活动结束时，所有参与者聚在一起，呈现讨论的结果。
Hackathons是探索性的活动，像Barcamps一样，公开召集和邀请参与者。但Hackathons比Barcamps更集中，也更激烈。它们从研讨新技术前沿状态开始。参与者提出基于这项技术的探索性概念，邀请其他人参加一个可持续三天三夜的密集开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提供商可以查看参与者使用的方法，参与者可以自由开发自己喜欢的概念。最后，所有团队分别展示自己的应用程序或产品原型。展示所有作品技术潜力的同时，选出最佳的获奖创作。
（图片来自网络）
无论是Barcamps还是Hackathons，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有特别的身份要求。此外，没有权威指定将要组建的群体或将要探索的概念。这两种活动只是投入个人时间来提供某种机会。只是在Barcamps上，所有参与者共同分担产出成果的责任，而在Hackathons上，组织者依靠对具体技术的了解来“培养”探索，而奖品的存在也意味着团体之间将展开竞争。
两种类型聚会的可能结果，既是认知性的，也是社交性的。在Barcamps中，参与者可以找到对同一个新话题和网络感兴趣的人，甚至为一个特定主题创建一个社区。同时，他们可以了解到一个领域的最新趋势，并试图预见其未来的演变（在应用、市场或技术方面的发展趋势）。Hackathons则不仅为技术平台维护者和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更有针对性的网络连接机会，也为围绕这种技术创建开发社区提供了实现场合。此外，它们还催生出对技术潜力的见解，以及学习相关技能的机会。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对如何应用一种存疑的技术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两种情况似乎都忽略了通常意义上社会角色的基本假设。在以往，即使在松散的社交网络场合，人们也可以看出谁和谁相熟。Barcamps和Hackathons正相反，它们提倡陌生带来的意外感，超越某个特定的社交网络，把陌生人聚在一起。不仅如此，它们还营造出一种亲密、友好的氛围，每个人都可以置身其中。因此，才有可能提出各种看上去不可行甚至毫无用处的概念，可以测试不成形的界面或平台文档，可以讨论乌托邦或天真的想法。这样的环境与开发者的个人探险以及身份转换是相谐调的。参与其中的人也能够测试和探索自己潜在的其他身份。
有雾经济：一边探索，一边实现
开发者所展现的过程不是一个边缘化或者个人化的问题，而是目前产业和社会转型的核心。我用“有雾经济”的概念来指定一种现代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价值在哪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例如，我们认为“区块链”技术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不知道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利用它。人们先认识到新技术的一部分潜力，启动合理化过程，进而产生新形式的身份。同时，还有一部分潜力尚待探索，我们继续参与开放、探索性的进程，寻求意想不到的结果。
本文根据作者在Monique Dagnaud和Olivier Alexandre组织的社会学高级研究院（ EHESS）“加州模式”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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