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信之心和信息市场

杰拉德•博罗内 / 巴黎七大社会学教授 / 2018-05-07

即使只是浅观人类的集体生活，便可发现集体轻信之心依旧普遍、甚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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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与轻信的边界，是理性的缺失、愚昧、和教育的匮乏——这一理念在思想史上早已过时。蒙田、培根和许多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都认为无知是一切轻信的根源，继而想象未来社会若有教育之光普照，则众生可不受蒙昧之害。不可否认，得益于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获得的普及、科学的发展，许多谬误在社会中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仍只能通过比拟理解宇宙的诞生，但现在至少知道宇宙始于大爆炸，而非如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所述，由天地相分而成。然而，只要浅观人类集体的生活，便可发现集体轻信之心依旧普遍、甚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启蒙思想家的这一预测落了空？这一疑问包含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信念会经久不衰，以及为什么它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当下。二者皆十分值得探讨，本文将只着重于后者，描述信念过程的演变，特别是现代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如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现代西方社会对信息市场的监管已大幅放松，在互联网诞生后尤其如此。想想看：2005年，人类创造了150EB的数据量，这数目已经不小了；2010年，创造的数据量则是2005年的八倍！总的说来，人类传播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仅是其体量之庞大就足以载入史册。可是我们能否说信息越多，对于民主和知识的推广就越有利？民主和知识就能因此深入人心？此观点未免过度乐观，仿佛是认为在既有信念体系和知识于当下公开的斗争中，后者必然会取胜。问题是，由于信息市场上的“商品”太多了，人们很容易经不起诱惑，建立起不反映客观事实，只反映个人观点的思维世界。可选的观点五花八门，我们完全可以选择避开接触新知给思想带来的不适。信息供应爆炸式增长，使得信息市场上的流传的观点种类更加多元，获取更加容易。这一局面所带来的最具决定性而又最不明显的结果就是，为确认偏误提供充分的发育条件，使人看不清真相。诱引人偏离正常逻辑的种种思维方法中，确认偏误应该是塑造信念能力最强的一种。正因为确认偏误，各种信念皆得以增强，轻者为迷信——迷信得以扎根，完全是因为人们特地地将某种仪式只与积极结果挂钩——重者则更为偏激。任何的事实，都可以对其进行加工，使之与某个有问题的观点一致。但如果这一现象的揭示者被忽视，则无济于事。

验证个人既有信念的渴求不能带来客观理性，但却能让人感觉更舒心。如果目标是追求真理，那么主动改变信念估计是最有效的方法，可降低错认谬误为真理的可能性。但Friedrich（1993）指出，改变信念需要极大的时间和脑力投入。社会上的人之所以接受未必符合客观现实的观点，是因为它们具有关联性。此处“关联性”的定义，源自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二人指出，在竞争中，人会倾向于能产生最大认知效果，同时又最不耗费脑力的选择。由于许多既有信念提出的解释符合人类思维的自然倾向，且依赖于确认偏误，故只需相对少量的脑力投入，便可带来较大的认知效果。Ross和Leeper（1980）指出，个体一旦接受了某个观念，就倾向于坚持不变。信息越不受筛选，且传播范围越大，碰上能验证自己信念的“数据”可能性就越高。2006年针对2300名博客读者的一项调查显示，94%的人只阅读和自身情感相符的博文——一个毫不出人意料的结果。在亚马逊上，任何一本政治类书籍的购买者，越来越多地是该政治派别的支持者。大家也都知道计算机算法，尤其是社交网络所使用的推荐算法，使得信息海洋中出现了一个个互不相通的认知孤岛。从以上这一切可得出一个推论，即信息轻信定理。信息普及，让选择性搜索更加容易——这是定理的基础。由此可知，一个社会空间中未加以筛选的信息越多，轻信之心就一定越普遍。

若不考虑确认偏误的作用，一个尚未对某个话题形成成见的普通网络用户，上谷歌搜索该话题关键词，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我选了几个话题（占星术、尼斯湖水怪、麦田怪圈、念动力等）进行搜索，模拟一个中立的用户通过搜索可获得的观点。选择这些话题进行测试，是因为它们所引发的信念往往与主流科学观念背道而驰。测试的重点不在于辨认出哪些观点为真、哪些为假，而是观察拥有主流科学依据的观点和不拥有者（本人将此类统称为“信念”）之间的竞争。测试提供了一个观测点，便于观察可疑观点究竟多可见。

测试的结果十分明确：如果只计算有明显观点偏向的网站，则在谷歌搜索上述话题关键词所产生的头30条结果中，超过80%是持“支持”观点的。这一现象如何解释？互联网就像认知观点的大集市，集市对于观点呈现的结构形式优劣高度敏感。观点的推广还取决于其提出者的积极性。一个话题的信念者往往比不信者更有积极性，更愿意投入时间捍卫自己的观点。对某事物的信念能构成信念者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寻找新信息以巩固自己的信念。不信者大多持“无所谓”态度。他们不愿意相信某事物，仅需要看到另一方观点的脆弱性就足够了，不需要更多的证明。在正反双方交火的网络论坛上，这一现象清晰可辨。我总共研究了23个在线论坛（上述4个测试话题都涵盖了），数出了211条有表达立场的评论，其中83条是持支持态度的，45条主动反对，83条中立。在研究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怀疑者发布的大多都是讽刺性话语，嘲笑自己所反对的观点，不对其进行积极反驳。然而，信念者会动用各种虚假对等，引用各种链接、视频、或文章节选，竭力捍卫自己的信念。信念者为自己立场辩护发表的评论中，36%有引用某条链接、文档、或他人已阐述的论点。此比例在怀疑者的评论中仅占10%。无论是从学术还是个人层面，科学家一般对投身于此类斗争没有兴趣。这最终导致的情形颇具悖论意味：各种话题的信念者成为了互联网认知集市的霸主。在一些特定领域（例如转基因危害、低频电磁波危害）的正规媒体报道中，他们也占了主导，因为主流媒体现在对于非主流信息来源特别地敏感。

我并不认为互联网能使人更愚蠢或更聪明。但是，互联网运作的方式，利用了人类思维的一些特点；互联网上一些信息呈现的形式，对于正统知识的传播未必有利。也就是说，在各种观念的自由竞争中，最理性、最系统性的思想未必最占优势。

但不管如何，主流媒体已彻底被卷入信息市场不受约束的竞争中了。竞争促进信息传播的速度一再提升，但知识传播速度未必能够跟得上步伐。信息验证的时间少了，便会导致以讹传讹，谬误变成常识。在风险认识领域此现象尤其明显，特别是涉及健康或环保的风险——某些恐慌未必有充分科学依据，但依旧传播开来。某些机构发布健康警告的初衷的确为善意，但想撤回一条无依据的警告，所需的功夫要远大于最初在媒体上推广所耗的功夫。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传开的疫苗疑虑正是如此，尽管疫苗可谓是现代医学对公众健康最巨大的贡献之一。这些条件的具备，会使得轻信之心在某些话题的讨论中大幅泛滥。随着信息市场竞争白热化，职业信息传播者只有吸引足够眼球，才能生存下去。在此大背景下，煽动性认知手段的推广也就不足为奇了：信息的供应愈发需要迎合需求方的特点。但所有人都清楚我们已进入后真相社会，这一点引发了广泛的怀疑——对政策、媒体、专家、科学家等权威的怀疑。如罗桑瓦龙（2008）所说，民主与对权威的不信任是同质的。但是随着基于欺诈的民主和基于知识的民主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对权威的不信任巩固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参考文献

杰拉德•博罗内（2013），《互联网上信念和错误信念的非对称性》，伦敦ISTE，2015（法语原版为2013年）.

杰拉德•博罗内（2006），《集体信念的生与死》，巴黎Hermann出版社，2006.

杰拉德•博罗内（2011），《集体信念的未来》，牛津Bardwell出版社（法语原版2003年）.

Friedrich, J.（1993），“社会认知中的初步察觉和最小化策略：确认偏误现象的重新解读”，《心理学评论》，100，2，p. 298-319.

皮埃尔·罗桑瓦龙（2008），《反民主：不信任的时代的政治》，剑桥大学出版社.

Ross Lee和Leeper Robert（1980），《信念的坚持：经验主义和规范性考量》，刊登于《行为科学方法论新方向：行为学研究中的不可靠判断》（编者：Shweder和Fiske），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

Sperber和Wilson（1989），《关联：交际与认知》巴黎午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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