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高科评论 / 编辑 / 2015-03-25
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于信息的迅速接收。他们喜欢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说他们长了颗不同的大脑。这是一种代际问题么？无论如何，教育学者都不能忽视新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学校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不仅调整教学方法，同时也要转变自身的角色，以适应这个知识速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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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塞尔用一个名词“Thumblets”（拇指族）来巧妙地称呼那些1980年之后出生、能够用拇指在小型屏幕上灵巧快速地输入的年轻人。更通用一些的称谓还有的“千禧一代”或“Y世代”以及或“网络一代”，但迄今最经典的名字，被认为是由美国未来学家Marc Prensky在2001年提出的“数字土著”。
仅仅是代际区别吗？
无论哪种称谓，专家们想强调的其实是同一种现象，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与上一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接触新技术，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大脑结构，并进而决定了其独特的思考和学习方式。Marc Prensky在他著名的论著“数字土著与数字移民”中描述了这种改变：“数字土著已经习惯于对信息的快速接受。他们喜欢并行处理多项任务。他们更喜欢图形而不是文字，喜欢随机访问（如超文本）。联网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状态。他们喜欢那种即时性的满足和频繁反馈。喜欢游戏胜过‘刻板’的工作。”
这些新的行为模式暗示了年轻人思考方式甚至大脑组织思考机制的改变。米歇尔·塞尔总结道，“他们的大脑已经发生改变：认知科学发现上网、电子阅读、拇指输入、求助维基百科或Facebook等行为发生时，大脑的神经元活跃和脑皮层兴奋区域与阅读纸质书籍、在石板或笔记本上书时完全不同。”一些专家正在研究这些现象，以期更好地理解新一代的认知演化。
计算机科学专家、法兰西学院教授Gérard Berry曾指出，“数字格式容易引起思维逆转，换言之，与日常活动相反的认知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书写的例子。“使用一台20世纪的打字机是一个将时间和用物理动作（敲击）来构造词语相联系的过程；而现在的文本处理程序将这种联系割断，这反过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联想与书写的方式。”类似地，我们对物理空间的认知也被全然颠覆：“1999年人们去旅行，会先买一张地图，打开它，找到自己所在的地方和要去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在头脑中勾画出路线。但是在2012年，我用手机或GPS来接入全世界的地图；这些设备会立即告诉我身处何处；我输入目的地，线路立即自动呈现出来。整个过程形成了一种思维上的逆转。”
互联网的出现，因此可以看作是我们思维方式的一次革命，堪比书写（帮助人类记忆事物和事件，而无需靠死记硬背来学习）、印刷术（海量书籍让知识得到爆发性的传播）的发明。与1950年代出生的人一起成长的电视，则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读”图能力。
美国精神病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Gary Smal博士专门研究大脑和记忆功能，他在一本著作中回顾了电视在整个20世纪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但现在人脑的主要刺激源已经换成了互联网。他用摄影胶片的比喻来解释新技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每当你的大脑暴露于新的感官刺激，或接收到了新的信息，它的工作原理就像将图像聚焦于照相底片上。进入相机的光导致银盐在胶片上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图像。”所以，实际上每个图像都在改变我们的大脑。
然而，这种将人群截然分成“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两个阵营的想法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一些研究代际内差异的科学家（比较知名的如Sue Bennet和Karl Maton）则强调，虽然大多数年轻人都经常接触新科技，但实际上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科技达人”。他们发现很难提出一套特性和学习模式来完整概括新一代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其实并不比他们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差异更小，甚至更大。
事实上，一些“数字移民”在实际使用数字技术时，甚至比一些“数字土著”更为熟练和精通。Marc Prensky自己也有所修正。认为做出“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的区分只是为了方便展现学生和那些教授、培训他们的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隔阂。这一方式更多出于阐释的需要，而非理论本身。1980年代之前出生的孩子同样在经历数字技术导致的大脑改变。人们认为人类成年之后，大脑就定型了。但今天的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它仍然有延展性和可塑性，旧的神经元连接不断被破坏，并建立与生活的新连接。
数字技术对大脑进行重新布线
Gary Small博士在2008年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实验。他选择了6位参与者，其中3位对在新技术方面很擅长，其余三个则相对无知，并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参与者被要求使用谷歌进行主题搜索。据观察，两组参与者在使用搜索引擎时，大脑的活跃区域是不同的。“科技达人”们被激活的是大脑前额附近的背内侧前额叶皮质(DPFC)，另一组参与者大脑的该区域几乎无任何反应。随后，Gary Small博士邀请后一组参与者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每天上网冲浪1小时。结果，第二次MRI扫描显示，他们的背内侧前额叶皮质处于被激活状态。“只需在互联网上待5个小时，他们的大脑就可以被重新布线。”Gary Small博士得出结论。
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这种惊人变化并不总是让事情变得更好。美国作家Nicholas Carr在其畅销书《浅滩》中提到：互联网对我们大脑所做的一切清楚地表明，它正在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能力变差，我们的推理虽然加快了，但深度却变浅了。我们浏览的网页越多，读书就越少；我们使用的网络俚语和表情符号越多，组织句子和段落就越少；我们不断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安静和深入的思考就越少；最后，大脑中负责这些传统功能和智力活动的回路会变得越来越弱，并开始退化。
大脑会回收那些不再工作的神经元和突触，并分配更加紧迫的任务给它们。这种描述与研究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发现完全一致：没用的连接会丢失。简而言之，线性推理会被一种适应于不断的信息和刺激轰炸的思维结构所取代。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多线程时代，面对的最大风险是：注意力分散。
利弊兼而有之。已经有研究发现，我们使用新技术的方式扩大了我们的时空视觉能力，能够更好地协调眼和手，对视觉信号的处理速度更快，短期工作记忆力也有所增加，能够同时处理和加工比以往更多的数据，在处理信息方面，反应力和警觉性更强，等等。但对注意力的持续刺激并不利于我们从事深度和创造性的思考。这些改变已经出现在那些计算机时代以前出生的人群身上，而在这场数字革命发生之后到来的年轻人身上，这些改变则更加明显。
对教育的意味
因此，即便我们将“网络达人”一代的异质性考虑在内，教育系统做出改变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影响跟注意力有关。许多教师抱怨现在学生已经无法安心于上课了。Marc Prensky在《针对“数字土著”的教育：结伴学习》中解释说，与其说这是注意力的下降，不如说是对某个话题集中注意力的意愿降低。“他们已经习惯于只关注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以及那些强调自我而非集体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很多专家现在提倡少一些“黑板”课程，多一些参与式和合作式的活动，让学生有机会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学更有效率。
对于这个问题及其相关讨论都可以置于以下框架之内：我们的教育体制到底是应该毫无选择地全盘接纳并适应正在发生的变化，还是应该正相反，采取某种方式以减轻甚至克服它们消极的方面？专家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些主张对现有的教学方式进行深度变革以适应当前的认知革命。Marc Prensky在逻辑上可以被归为此阵营，他呼吁并亲自践行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即“合作”。其目标在于在教室和学生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清楚定义各自的角色：老师负责正确提问，以保证学生某种特定技能得到发展；学生需要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来找到问题的答案。根据Marc Prensky的观点，这种角色区分是要让学生更加投入，用科技手段帮助完成其个性化自己的学习过程。
教育界承认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节奏的好处，但对在课堂上全面进行数字化保留了意见。英国学者Ellen Johanna Helsper和 Rebecca Eynon最近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年轻人不应该将其带入课堂，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在普遍使用。其他专家也因此反对新技术对课堂的过度入侵，以避免学校被迫与这个没完没了接受新鲜刺激的时代竞争学生的注意力。
学校的新角色
Julien Gautier 和Guillaume Vergne是两位法国高中哲学老师，在他们的著作《数字革命与学校的社会性变革》中，两位作者提出，“废除昔日的授课方式，将老师变成仅仅是课堂的引导者角色，通过不断的即时性刺激来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的做法，无异于自取灭亡。”在他们看来，“那意味着我们会变成这个偏爱冲动和急躁的时代的帮凶，去进一步控制孩子们的大脑，而不是正相反，帮助孩子找到抵制这一潮流的思维方式，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和批判力，获得更加持久和形式丰富的人生乐趣。”
这种“抵制”功能应该被看做是学校新角色的核心。根据法国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和民主观念，学校的使命就在于培养未来公民，并赋予其批判性思维，自主决定生活道路的能力。现在这一历史使命应该加入一条：在一个海量信息瞬间可得的“速度时代”，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培养更苛刻的头脑而不是简单的谷歌用户。事实上，这场辩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这么多的信息“点击即可”，我们是否需要深入学习的能力。
这一前所未有的信息民主化潮流使得我们绝对有必要对技能培养进行排序、选择、甄别和批判。根据Nicholas Carr的观点，这并不排斥深度学习，因为后者提供了其他方法和技能。他解释说，“我们不限制大脑储存长期记忆的能力；相反，我们还在加强它们。每当我们向大脑存储更多的信息，我们的智慧都在增长。”在他看来，“网络是对我们个人记忆存储的实用和有趣的补充，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取代个人回忆和缩短内部整合过程，就会面临思维丰富性被剥夺的风险。”法国教育学专家Philippe Meirieu建议，学校的核心使命应该是对学生注意力进行训练，“在一个崇尚加速的社会，学校必须以教会学生如何减速为原则。”
解决这一庞大课题的方案几乎肯定是折衷性的，即巧妙地结合传统和新式教学手段，使得知识速食与长期深入和持久的学习两不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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