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中的科技（2）：川盐，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另一面

苏琦 / 《财经》杂志副主编 / 2015-03-08

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似乎充满着失败的段落，人们对导致失败的种种原因也已耳熟能详：保守的社会结构、国家的榨取、资本的缺位以及对商业的文化偏见，都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发展。然而美国学者曾小萍在《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中通过对四川自贡盐业的研究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不同的画面，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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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 / 《财经》杂志副主编

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切断了两淮盐场和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的贸易路线，面对这一巨大的市场真空，四川自贡的井盐生产商适时而进，积极主动扩大投资，从而在销售地域的扩大中获利。

在川盐的商业成功中，家族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解决了资本获得的难题，还提供了重要的组织管理资源。以大家族为基础的商号跻身最重要投资者行列，从盐井成功中获得了丰厚利润，又能将这些获利在辅助产业、营销以及卤和气资源的一体化上进行投资，使它们进一步增值。管理各种不同财产的经验，转化为推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的发展，这反过来为实现规模效益提供了种种重要的契机，并支持了这些企业捕获更多市场份额。

家族堂起到了近代商业环境中公司的作用，所有的重要盐业企业都有家族堂（祠堂）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盐井、煮灶和过滤用的竹笕的大多数投资者都是家族堂。家族堂将许多亲属的资产聚拢在一起，通过家族堂内部的规章，管理收入的再分配，并通过世袭或继承，防止家族堂财产的分割，从将家族资产成为投资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同时，家族堂在组织管理上潜能巨大。人们通过家族堂规的方式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办法，并成立了复杂的合作结构，来负责家族堂的内部事务和外部生意。除了一个账房管事负责出纳外，还有多位管事，专门负责农田、家塾、祭祖、买办、修缮、牛只等喂养、仓储等等——总计20项。这一层级体系向下又分数个层次，完全是为了满足家族成员的内部需要。

另一个分立的层级体系专注于发展纵向一体化的生意。对于食盐等产业来说，在资本发展初期所拥有的纵向一体化优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就重要性而言，它们可以和工业革命形成阶段美国大的纺织、石油和钢铁公司在组织架构上的突破性发展相比肩。企业主努力将各种投入置于垄断之下，从将无能力进行一体化的生产商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新英格兰纺织者逐渐将梳棉、纺纱、织布与上色结合在一起，美孚石油是将原油的提炼与营销联合，而自贡食盐生产商使用纵向一体化，确保供应的来源，为的是最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生产卤和气越高效，就越可能保证他们的工厂24小时开工，保证他们的食盐占有日益扩张的市场。他们通过将井和灶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几乎始终能确保制盐中主要原料——卤水和气的供给。随着食盐生产的财富积累，他们扩展进入卤笕开发领域，使他们可以彻底控制大部分贡井卤水的营销。

小型生产商和盐业巨头的经营之间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生产规模上，也在于他们在一个公司内部将生产和销售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上。通过控制在四川的主要食盐批发商，盐业巨头保证他们的食盐在四川的主要盐市率先出售。他们控制了巨额的资本储备，可以囤积煤炭等具有季节性物资或商品。他们继续保持资产形式多样化，进入为食盐生产商服务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包括信贷业。

到了19世纪中期，自贡规模较大的食盐生产商已经将盐业的各个方面置于一个“屋顶”之下：盐井开凿、盐灶煎盐、食盐销售，还有大片农业用地，以便为提供动力的牛只生产饲料，并为雇工提供伙食，此外还要加上商号，其任务是销售那些从重庆等主要的食盐市场买回来的物品，以及向井、灶供应大部分日常需求品。企业主要部门不制造和销售的那些物品，常常是从与该企业有着连锁股权关系的企业购买的，这与新英格兰纺织制造业商所拥有的连锁管理职位和合伙关系没有什么不同。

此外，为了对市场信息进行快速收集与反馈，并提高大盐业家族的协同能力——对于经营分布广泛的批发点的行动而言更是如此，盐业巨头们甚至还自己出资建立了一个成熟精细的通信体系。为了满足盐业等贸易利益集团的需要，发展出了许多高效的私人信息服务，比如大帮以及民信局。到1880年代，由来自重庆和湖南的投资者所建的七个大的民信局，服务区域由四川中部拓展至甘肃、云南和贵州。大家族赏的薪水簿上有“快脚”的名目，他们在总号与分布西南的各分号间传递紧急信息。

自贡盐商还创建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制造业极为不同的劳工环境。由于城市化的进展，提供了固定、全职的劳动力，劳工的分工以及对于劳工实质性的层级管理也随之出现。同时，工人利用中国人所拥有的丰富组织资源，以缓解产业和城市生活对其的冲击。同乡会帮会利用在民间宗教和传统行会基础上形成各种帮会，巩固内部团结。

到19世纪末，所有大规模的自贡盐商已实现了向复杂、有层级组织的企业的转变，这些企业拥有对企业许多部门进行全面管理的、分立的柜房。尽管这些柜房的构成反映的还是大商家那一套，但越来越多地利用非亲属的专家充实这些管理部门，这是迈向管理专业化的重要一步。盐场内部的劳动力分工，一些在清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也变得日益复杂。工人培训体系与在车间监督的工头的体系相配套，在上面树立的是一个既非工人也非老板的新管理层，即所谓蓝袍，相当与西方的白领。

这个新管理层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大家族堂消亡之前，有机会在其中工作。这些人从管理到拥有所有权，代表了19世纪商业结构上的变化，即将职业经理人与日益扩大的大企业资产协同起来。作为经理人，他们学习做生意，并与食盐运输商、食盐生产商以及向自贡供应消费和生产物质的人建立联系。而且，当以家族为基础的大企业衰落时，这些人能够利用他们与企业的关系，获得这些企业仍在创造利润的资产作为他们自己商业帝国的基础。

与时俱进的自贡盐业企业所使用的冲击凿井技术，以及建造的维护盐井的工艺，可以与19世纪西方世界所拥有的相媲美。盐井股份的商业化，导致盐岩层连片开采成为可能，从而使中国成为了最早大规模运用溶解技术开采食盐的国家之一。这又引发了卤水生产管理上的剧烈变革，从而食盐生产有更高的机械化水平，生产更富效率。溶解开采技术的引入，使得盐井的卤水产量有了剧增的可能性，接下来对于产量的限制，是能够进入盐井的淡水量，卤筒的容积和每天提升卤筒的次数。1890年代，当轮船上溯进入湖北和四川，盐商似乎立刻就注意到了蒸汽动力的存在。将蒸汽应用于从深井汲卤的试验，也几乎立即着手进行，制盐业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理区域，便于这种新技术的传播。岩盐层的发现，新型盐井的发展、机械化汲卤的引入和改进，为技术相互依存——一种技术的进步经常引发生产中多个环节的进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市场规模的变化和可利用技术的出现，激发了产业投资和生产的起飞。为了产业投资，内部和外部的资本都被集中了起来，而外来资本在推动机械化汲卤在盐场的初始应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盐场最早使用的机车，许多是由外面的商人集团购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这一时期在重庆出现的银行业和制造业商人圈。这些人组建的汲卤公司不拥有盐井，而是利用了他们了解位于下游的汉阳和上海出现的机器产业，以及重庆与自贡间的悠久贸易历史的优势。他们与转型中的大家族堂新管理层良好的合作关系，延续了川盐持久不衰的市场地位。事实表明，普遍认为的发展障碍，如帝国统治制度、商业法的缺位、资本积累的水平、对新技术的接纳等等，在能够长期获取足够多的利润面前，都变得容易克服。

四川自贡盐商们在资本积累、组织管理、扩大生产、采用蒸汽动力等方面的历史，提醒人们应该看到更为复杂的中国工业近代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