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列之一：造反？不，阁下，这是场革命！

巴黎高科评论 / 编辑 / 2015-03-02

法国作家Emmanuel Davidenkoff在其新书《数字海啸》中谈到，发达国家青少年花在显示屏前的时间已超出他们在教室里度过的时间。虽然这些时间未必都被花在了观看斯坦福大学或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慕课（MOOCs）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这代的交流、学习和知识获取方式，以及集中注意力的节奏和能力，都已与我们全然不同。而且，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已不仅限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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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良到革命？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步调正在发生碰撞：一边是教育改革者们几十年来不紧不慢的探索，另一边是疾风骤雨般突然而至的革命者。

199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全球“教育革命”已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教育公平和教学方法方面都有显著改善。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玛利亚·蒙特梭利和让·皮亚杰等人的教育理念就得到了试验和推广。更激进者如A.S.尼尔和伊万·伊里奇，他们提倡发挥儿童自主性和自由选择学习方法的主张，虽然在同时代人看来过于前卫，却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教育法所采纳和吸收。

自1999年以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在全球的兴起，也对教育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评估注重各种教育文化的创新性，“芬兰模式”因此声名远播。

但今天又是另一番图景了。在联合国和其他教育改革者的现代化愿景之外，涌现了一股更加激进的潮流。这股潮流的引领者不是教育人士，而是一群创新专家。他们擅长突破条框思考问题；对前沿科技了若指掌，对潮流的走向嗅觉敏锐。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Seth Godin，他在2012年发表了那篇著名论文：“停止偷窃梦想”（Stop Stealing Dreams）。

在这篇文章中，Seth Godin指出，现今的教育是随着工业革命产生并一同发展的。“这种体制让产业界相信，受过教育的孩子才能成为更听话也更有效率的工人，所以，你才会看到学生们在教室里排列整齐，正襟危坐——这是名副其实的投资行为。通过培养一群“言听计从”的脑袋，而不是主动思考者和研究者，这种规模化的现代教育实际是在用短期的年轻人智力投资去换取长期的生产力提升。只有适应这一体系的人能脱颖而出，规模重于质量，和工业生产的本质一个样。”

19世纪末的欧洲曾出现过类似的争论，批评的矛头指向当时的德国和法国教育倾向于培养好士兵而不是开启民智。对服从、纪律和守时的过分强调，反映的并不简单是某种教育理念，而更是当时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调整，反映出当时兴建军队和工厂对秩序性的空前需求。

Seth Godin甚至指出，现代教育中的某些工具如“多项选择题”，这种由Frederick J. Kelly在1914年发明的测试方法，正体现了工业中对事物进行简化、分解、标准化、优化以及精确测量的倾向，并实施于学校教育这一“人才工厂”。如果“流水线”上的学生们能够勾选出那些正确的小框框，就能成为合格的工人，死心塌地地服务于大众消费趣味。

然而，当全球经济进入自动化时代，现行的教育体系就显得荒谬了。Godin指出，“如果你的工作只需要严格遵循指令就能做好，那么，人们总会找到更便宜的人来替代你。可是，今天的学校源源不断向外输出的，仍是那些只会根据精确指令做事的学生。”

Godin没提机器人，但显然，今天大量工作岗位的自动化已经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工作，都可以交给机器人，而且完成得比人类更快更好，成本也更低，尤其在一些任务程序严格按部就班的领域。

填鸭式的学校教育开始遇到了技术挑战，各种新奇的教育技术，甚至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替代课堂上的老师……但这都不是这里所要强调的“技术”——那些能够重塑经济和重新定义人类工作的革命性元素。

教育3.0

Seth Godin在批评教育现状的同时，也对未来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点之一便是连接。“工业革命的贡献不在于发明了制造业，而是将制造业放大为改变一切的那个点。‘互联’也并非互联网革命之首创，但却在这场革命中得到放大，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让人与人互联、人与数据互联，让企业互联；让趣味相投的小群体连接为更大更高效的组织。”

这种“连接革命”影响深远：“在互联世界里，口碑比考试分数更重要。数据的获得和处理比数据本身更重要。这个世界青睐不安分的人，在此之前，信息是稀缺的，智慧的人会有意识地去积累，信息的处理是个人独立完成的，在放学后自己去捣鼓；而在此之后，稀缺为丰富所取代，信息、网络或互动，一切唾手可得。”

信息的泛滥改变了人类与知识的关系，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机构的定义：“教育的产业性结构决定了我们要教学生以确定的东西、可测试的、不允许置疑的东西。毕竟，就算允许置疑，那会是谁？我们的学生？但学生到学校来不是来辩论的，是来学习、接受和服从的。新的文明、科学和专业，核心是怀疑，是挑战既有、质疑营销和政治宣传，最重要的，思考未来。”

作为总结，Godin指出，“我们应该放弃使用这种由上至下的工业化方式来培养学生，代之以一种更人性化、个性化的方式，并利用一系列强大的新工具来生产新一代的领导者。”

Godin的激进和批判性思考有其局限性，而且，从他上面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念实际上忽略了为数众多但不具备企业家和发明者素质的普通人。然而，他的思考却是看到了当前的一些剧烈变革。Godin及其同伴们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整个教育体系：从基本概念如学生、教师、课堂和知识……到学习和评估等教育活动。正如他所言，“之前很简单：老师集管教者、灌输者、解惑人和知识生产者的角色于一身。”但这正在成为历史，而未来是开放的。

Godin还提出了若干话题，并附具体建议或知道原则，或仅仅是抛砖引玉，包括：白天做作业，晚上上课；开放教科书和笔记；课程向全球公开；用具体精确的指导取代概括性的一般指导；取消选择题；以经验而不是考试分数评估为主……

革命已经拉开序幕

Seth Godin的语境还涉及另外一种碰撞：在大方向上，数字转型必然导致教育革命；另一方面， 某些技术革新已经落地，让这场革命的细节部分初见端倪。

如你所见，人们已经从心理学（游戏）、计算机科学（慕课）、神经科学等各个角度探索新的学习方式，还有“共享型知识”。但是，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探讨还很肤浅。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教育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而传统教育机构的角色很可能被新来者所取代。正如网上语言学习平台Babbel的CEO Markus Witte所言，“学习革命已经超出政府掌控范围。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将最终变成现实，只不过我们的政府、各种机构和委员会还没有准备好采用新的数字技术。任何一个小的尝试，都需要很多时间来执行（常常超过1年）——这并不是‘革命’应有的节奏。所以，根本没必要去等待政府的批准，学习革命不需要他们也会发生，每个个体都可以为自己做决定。”

Witte还说，真正的转变常常是自下而上的。“看看汽车、互联网、平板电脑的例子，推动新技术繁荣的总是社会个体的需求，而非某位官员的决定。”

Davidenkoff认为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他看到的是，当前的变革很大一部分始于硅谷，而且，更多地依赖于某个细分市场的快速扩张，而非个人对创新的主动采用。“整个硅谷的大学、公司、研究中心，都已经把教育列入工作日程，与纳米科技、300美元基因图谱、生物科技、绿色能源等并列作为头等重要事项。这个生态系统在短短几十年内将几十亿人卷入一个由手机和互联网组成的世界，现在，他们正全副武装向教育创新进发。”

Davidenkoff指出了三种后果：第一，全球经济变化导致私立学校收入下降，公立学校和高等教育市场也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第二，学生从公共服务接受者转变成教育产品消费者，这一点欧洲人可能最难接受；第三，合作性机构的影响力将超越传统教育机构。

很显然，传统机构会感到无所适从。当前教育革命的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机构被绕过，包括学生和新的产业参与者。Markus Witte也看到，“诸如Babble这样的学习工具可以直接为用户服务，省去了任何中间过程，人们只需要确定这些工具有没有用或者是否令人满意。”

人们的需求未变，教育革命只是“提供了更多选择：虚拟课堂、网上指导、视频互动、知识完全共享、翻译工具以及交互式自助学习等等。其他知识如软件编程、智力训练从世界各个角落上传，供每个人根据兴趣进行选择。”

学生自己决定学什么怎么学，这有什么不好？但是由谁来教他们做决定和做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教育机构的用武之地了。在过去的200年里，学校是最重要的学习处所，与家庭、村庄和市场截然分开，各司其职。今天，这种垄断已经被打破，学校存在的必要性也开始受到质疑。然而，在自学理想空前高涨的今天，有组织的学习行为反而愈发显得重要。旧的学校概念属于过去，但“教育机构”仍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因为我们需要。

到底是什么“形式”？这正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探讨的最重要问题。让我们姑且先借用著名神经学家Stanislas Dehaene的话用以自我启发：“学校不仅要为人类这一神奇机器提供结构化、丰富、高质量的环境，而且要让他们感到亲切、愉快、慷慨和对错误的宽容。”（宁博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