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巴黎”系列之二十六：战争与“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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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巴黎”系列之二十六：战争与“白玫瑰”

昊森 /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留学生 / 2015-11-07

这段历史的带给今天的思考正可以用胡贝尔先生在研讨会最后提到的一句话来概括：“在战场上与敌国作斗争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与一个你正生活在其中的国家作斗争。”

在柏林这座城市游览时，会很明显地感受到它与巴黎的区别。巴黎的街道规划整齐，道路两旁的建筑外观几乎完全遵从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奠定下来的风格，历史建筑也保存得相当完整；在柏林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大街两旁的建筑风格迥异且崭新，有许多设计颇具现代主义风格。勃兰登堡门与国会大厦之间座落着不少明显是20世纪中叶以后风格的建筑，柏林的其他地方亦是如此。很快笔者反应过来：与巴黎不同，柏林是一座从废墟中重生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对纳粹德国的轰炸几乎将德国境内的大城市夷为平地，在柏林只有少数地标性历史建筑保留了下来，这座城市的建筑之所以如此现代化也讲得通了。

二战之后盟国在德国境内实施的去纳粹化运动（denazification）基本消除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所有影响。如同在今天的南京已经完全察觉不到国民党时代的影子，漫步在今天的德国城市里时，也已经完全察觉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曾经在德国兴风作浪的痕迹。纳粹主义的标记、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已经基本远离欧洲，相反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纳粹主义兴盛时期的记忆、反思在今天的欧洲则并不少见。这一类回忆涵盖了纳粹时期的诸多方面，在细节上的深入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从群体上看，这类反思与回忆亦不仅仅限于历史学术界。置身柏林，笔者不止一次想起一个月前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参加的一次主题为“白玫瑰”小型研讨会。

慕尼黑大学门前的白玫瑰纪念碑（作者：Gryffindor）

白玫瑰（德语：die Weiße Rose）是1942年至1943年纳粹德国一个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组织，核心成员是慕尼黑大学（Universität München）的一些学生与教授。此团体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其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间陆续发送了6张未具名的传单，主要内容在于呼吁人们参加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运动。这些传单最开始在南德（巴伐利亚）与奥地利传播，后来曾流传至德国的诸多城市。在该组织成员被逮捕并判刑之后，他们的最后一份传单辗转流入英国，并以“慕尼黑学生的声明（The Manifesto of the Students of Munich）”为标题随着盟军的飞机被大量散发在德国境内。

白玫瑰运动所有参与者中最知名的一位教授是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1893-1943）。他在1943年7月于该运动暴露后被纳粹政权逮捕并判处死刑。他的儿子沃尔夫冈·胡贝尔（Wolfgang Huber）则在他父亲离世72年后来到法国，讲述了这段向纳粹极权抗争的故事。

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1893-1943）（来源：Wikipedia）

白玫瑰运动中的学生参与者几乎都在20岁左右，因此抵抗组织颇受德国青年运动的影响。其中最有名的几名学生，包括朔尔兄妹（Hans Scholl and Sophie Scholl）、亚历山大·许墨瑞（Alex Schmorell）、维利·格拉夫（Willi Graf）、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等在慕尼黑大学其他学生和教授以及斯图加特一名审计师尤金·格里明杰（Eugen Grimminger）的帮助与资助下开始印发反对纳粹政权和战争的传单。

白玫瑰运动的直接诉求是反战，反对第三帝国在整个欧洲与北非范围内不断扩大的战争。他们的反战主义基于一种伦理学上的考量，其道德动机隐藏在白玫瑰抵抗组织成员各自的宗教信仰背后——朔尔兄妹等人是传统的路德教宗信徒，亚历山大·许墨瑞是东正教徒，远程资助他们的审计师尤金则自称佛教徒。白玫瑰运动因此具备了一种宗教基础，尽管他们所宣传的并非某一特定的宗教观点——白玫瑰的传单广泛引用《圣经》的段句以及歌德、席勒等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言论，希望借此引起当时德国知识分子的共鸣。

位于德国魏玛的歌德与席勒雕塑（来源：Wikipedia）

但白玫瑰运动的核心并不止于反对这场所谓的“非正义战争”——正如沃尔夫冈·胡贝尔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对于这场运动最简要的概括大概是“德国中产阶级家庭青年反抗纳粹政权的运动（Bourgeois family teenagers against the Nazi government）”，白玫瑰运动号召德国公民反抗纳粹政权的专制与暴政，不仅要反对战争，更要反过来争取自由。纳粹政权对德国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掌控在当时世界可谓达到了顶峰，纳粹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极权主义手段渗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媒体这一方面的控制尤为显著。纳粹德国对不支持其意识形态的媒体的制裁相当残酷，胡贝尔先生举了这样的例子：任何反对纳粹德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电台在当时都是不予允许的，当局在查封一家反对派电台的时候当场枪决了播音员，而听众们直接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他被枪毙时的枪声。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将新闻媒体改造为国家与政党的宣传（propaganda）工具，言论自由自然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控制中被蚕食。而白玫瑰采用的最主要的抗争手段，他们的反纳粹印刷品，正是重新夺回正被纳粹政权剥夺的言论自由的抗争。

白玫瑰运动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罪恶的独裁国家之独裁行为所迫害”，恰恰是这些要素定义了白玫瑰运动的内涵：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象征着年轻一代在极权主义下对个人信仰与自由有意识的追求。白玫瑰运动不是由厌战情绪驱使的——这场运动的核心成员大多没有参与过前线的战斗，只有部分男生在苏德战场上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医疗服务（兵役）——而是良心的驱使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激励了这一运动的产生。

进入20世纪以来，历经1945年纳粹德国的崩溃再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德国人民追寻真理与自由的途径如此漫长，我们今天看到的德国社会已经是许多代人或是抗争、或是付出的结果。这段历史的带给今天的思考正可以用胡贝尔先生在研讨会最后提到的一句话来概括：“在战场上与敌国作斗争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与一个你正生活在其中的国家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