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寨：民主化创新的中国故事

李大维 / 新车间创始人 / 2014-12-17

国外创客运动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早已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生态系统，具足了“民主化创新”——创客运动的最高理想——的所有特性，我们将其称为“新山寨”。然而当国际创客遇到中国山寨，又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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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客”说起

李大维，新车间创始人

埃里克·冯·希普尔在《民主化创新》（2007）一书中描述了未来创新的理想状态：没有知识产权壁垒，产品的每个使用者都有权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合自己。在西方，这一理论的现实实践是“创客”（Maker）运动。

“创客”起源于德国，最早的创客空间（makerspace）C-base位于柏林，2004-2005年左右，欧洲其他国家如巴黎也开始出现零星的创客团体。早期创客看重对知识产权、专利伦理等话题的智力探讨，面目颇为严肃。但随着创客进入美国，一切开始变得轻松和大众化。创客空间为硬件爱好者们提供共享空间和工具，人们自由交流，天马行空，独立或合作创造物件，并形成网上社区。美国人还发起了创客年度嘉年华：Maker Faire，展示好玩儿的“作品”。

前《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加入让这一潮流发生了转向。2011年，克里斯发表《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引起了人们对创客的空前关注。此后，创客运动已不仅仅是硬件爱好者的自娱自乐，人们开始认真讨论如何融资、制造，最后把产品卖出去。实际上，是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开源、众筹和3D打印，推动了创客运动的迅速升级。

开源——经过25年的发展，开源软件从一个非常小众（niche）的现象到现在无所不在，相比之下，开源硬件还仅仅是开始。一件东西是“开源”的，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三种权力，即理解、修改和传播它。这一简单原则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效应，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自发地投入到硬件创新中。Arduino，一块小小的电路板，实际上是一个微型计算装置，可以被放进各种硬件设备如3D打印机、机器人、无人机等，作为中央处理器。它是开源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修改以及分发给别人。它的出现在客观上促成了3D打印在全球的风靡。（相关文章：解开“开源”之谜）。

李大维/供图

3D打印——它并不是最新科技。2007年，由于一项核心专利过期，3D打印机开始被商业化。由美国创客组织NYC Resistor 推出的Makerbot率先将开源3D打印的理念和技术推到大众眼前，使3D 打印机像当年的PC一样，成为操作简单、人人可得的桌面式设备。最初，这台打印机标价2025美元，第一批产品的99%都无法正常工作，即使这样，还是卖出了1000台左右。有了3D打印机，人们可以用非常低廉的成本制作和试验产品原型，创业门槛空前降低。（相关文章：潮流背后：3D打印的产业挑战）

众筹——这一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创新的流程。在以往，创业要先找投资，做出产品后推广销售，最后才是回报，现在则是产品被制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卖出去了。在美国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一个好的设计可以在短短几周内收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预售款。这一模式被证明非常有效，而且全球通用。就算你想要做的是一辆飞行自行车，技术实现遥遥无期，却仍然能够在Kickstarter上找到同道，获得支持。（相关阅读：企业战略的社会面）

中国发生了什么？

在试图研究所有这一切——创客、众筹等将如何影响中国时，我们的智库机构Hacked Matter得到了有趣的发现。

通过对深圳、上海等城市的深入调研，我们发现，与国外创客运动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早已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生态系统，具足了“民主化创新”——创客运动的最高理想——的所有特性，我们将其称为“新山寨”。

“山寨”一词最早出现在2000年左右，用来指代对品牌产品的伪造和仿制。但实际上仅仅几年后，“山寨”内涵就发生了变化。以山寨手机为例，它确实是以模仿诺基亚、三星和爱立信等起家，然而随着产量扩大、单纯机械模仿变得无利可图时，一些拥有“神奇”功能的产品开始出现，而且价格低廉。人们不再拷贝国际大牌，而是互相拷贝。这也意味着不用再担心知识产权问题，一种开放共享的生态系统和产业链就此形成，即 “新山寨”。

在深圳的任何一个手机市场，各商贩只有一个小小的柜台，但不要误会，没有人会卖一部或两部手机给你，至少要1万部起卖。换言之，只批发，不零售。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任何类型、外观和功能的手机。一个有趣的桥段是，其他国家的手机商贩在兜售时会强调他的手机拥有和iPhone6 一样的功能；但在中国深圳，人们会拉住你说，嘿，这个功能连iPhone6都没有，要不要试试？

显然，这些手机的目标市场与名牌手机不同，针对的是特殊人群、特殊环境和特殊用途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它们中的大部分被销往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年销量达4亿部，占全球手机销量的四分之一。这些产品用于与特定文化与生活方式高度契合的设计，比如穆斯林手机拥有提醒祷告时间和祈祷室地图等功能，以及为建筑工人设计的拥有7个扩音器的手机等。这些市场为主流手机品牌所忽视，却容量巨大。

有趣的是，这个新生态系统正在改变整个手机产业格局。10年前，如果有人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会衰落，人们会认为他/她疯了。事实却是，今天诺基亚在手机市场上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爱立信手机？谁还记得？当10年前诺基亚推出一款800美元的手机，并承诺在2015年将手机价格做到100美元以惠及穷人时，中国“山寨”已经可以做出一款功能更加出色的手机，只卖200美元。而且，它们已经不需要去拷贝诺基亚的设计。在生存欲望而不是某种崇高理想的驱动下，人们不断推出新的原型、做出新的改进。谷歌在2013年推出Chromecast后，人们很快就发现，类似的产品早在三年前就在淘宝上出售了。

所以，今天你只需要投入30万美元，3个月后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品牌：把设计拿到深圳，物色一家集成商，以每台30美元的价格，与其签一张1万台的订单，就这么简单。这并非夸张，创建不到两年的法国智能手机品牌Wiko，用短短几个月就占据该国智能手机市场18%的份额，仅排在苹果和三星之后，尤其受年轻消费者追捧。Wiko就是法国设计与营销团队与一家深圳手机制造商合作的产物。

诸如Wiko和小米这样的成功故事背后，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是“本地化”（localization）。传统电信通讯产业很少会考虑为一个小区域专门建立品牌，但在过去几年里，整合了更多本地消费体验和功能的区域性品牌越来越受欢迎，产品定制化（customization）已经很普遍。（相关阅读：未来企业系列之“超级顾客”的崛起）

那么，这个如此高效的体系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哈佛商学院教授John Hagel和John Seely Brown曾对中国重庆摩托车制造产业进行调查，并将结论在2006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进行展示。短短10年时间里，重庆摩托车产业从零发展到本田和雅马哈等品牌的主要供应地，有人说是政府扶持的结果，这显然不具说服力。两位教授发现，当地拥有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信息流动系统，企业时刻处于经验切磋和交流的状态。对于一款设计每个人都能发表改进建议，这种切磋贯穿于整个供应链的始终。有意思的是，这种交换不是发生在正式的会议上，而是通过非正式的熟人网络、茶余饭后的闲聊实现的。

同样的非正式网络也主宰着深圳的手机产业链。人们不是坐在井然有序的办公室，而是以项目为单位随机组合。一个好项目很快能聚齐一群人或几家小公司，他们各有分工，有的提供电路板（PCB），有的提供外壳，剩下的则由另外一家提供……因为进入门槛很低，新功能不管听上去有多疯狂，都可以试验。自由的信息流把没有关系的厂商联系到一起，形成草根创新。

当国际创客遇到中国山寨

Pepple智能手表是Kickstarter上的明星项目，当筹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那一刻，整个科技媒体圈开始尖叫：苹果的竞争者出现了！当然他们不是没有理由这样说，这块小小的手表，其设计者和工程师大多是苹果公司出身，经验丰富。然而，最后的发货时间比约定推迟了18个月，而且质量糟糕。

过去30年里。品牌和外包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双金字塔模式。以消费电子产品为例，品牌从大到小，最顶尖的是苹果和三星等，对应的OEM厂商是富士康、伟创力等，当然用户也占据了消费层级的塔尖，三者间形成一种稳定状态——你的供应商是谁，决定了你的最终用户是谁。

李大维/供图

然而，很多创客对制造业知之甚少，甚至停留在1970年代，因为他们仅有的知识都基于史蒂夫·乔布斯的传记。现代制造业如何构造生态系统和供应链，他们完全没有概念。苹果的设计师们每次来到深圳，富士康的人已经早早等在那里——制造业就这么简单，天才设计师们想当然地认为。然而，一旦他们自己创业，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选择只有金字塔底层的工厂，这就是Pepple 智能手表的命运。

但开源硬件已经引起了制造业大佬们的注意。创客运动的重要推动者、Maker Faire以及Make杂志创始人Dale Dougherty 在今年4月参加深圳Maker Faire时，见到了富士康的主席童文欣，后者决定在北京建立试验性的制造研发中心，优秀创客项目可以在那里得到富士康的相关服务。英特尔、世平国际（WPI）和伟创力等企业也开始布局开源硬件。（相关阅读：硬件创新热潮与代工巨头的转型）

新山寨让人看到了中国式草根创新的巨大能量与活力，未来的十年，深圳会成为智能硬件的硅谷。中国制造业如何利用已有经验和资源，真正实现整个制造业链条的全面升级，则是下一代企业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一书中指出，以往组织和国家通常是通过大量投资于R&D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但通过对工业化地区的仔细观察，作者发现，问题不在创新本身，而在于国家的大多数人能够在多大范围以及多深程度上接触并使用最新科技。简言之，对于新事物，理解和使用的人越多，经济增长就会越快，社会的创新能力就强。创客运动和新山寨，正走在这样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