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el Janeček / 数学家、企业家和反腐败活动家 / 2015-10-13
数学以及科技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决策制定。现在甚至开始趋向于用机器决策替代人类决策。而某种意义上，科技创新的确使人类的决策过程焕发出了新生机。为此，捷克数学家Karel Janeček启动了一项名为“民主2.1”（Democracy 2.1）的试验：以博弈论衍生的数学直觉作为基础，对投票系统进行根本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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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高科评论：你是如何从一个数学家转变成企业家、并最终成为一个制度推动者的？
Karel Janeček：方法基本一致，只是将它运用到不同领域罢了。一开始，我是一个数学家，但同样是个游戏玩家。1990年代早期，我开发了一个21点的软件，开始一点点偏离主专业。1995年，我创办了交易算法公司RSJ。但数学仍是一切的核心。第一个真正转变是反腐败基金会（Fund Against Corruption）的建立，虽然与我所熟知的专业领域没有任何关系，却反映了一种公众的担忧。“民主2.1”将两者结合，用数学来解决民主核心遇到的挑战。
在你眼中，当前欧洲民主最大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投票和普选是（西方）民主的核心与基础。它面临的挑战在于，一方面我们要让决策更明智和科学，另一方面要尽量符合民意。最初，这个模型很管用：系统与目的相一致。但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怎么关心公众利益的政治家们可以轻易利用这套体系操控选民以及民主体系，满足自己对权力或金钱的贪欲。今天，这种偏离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个体系不再选择最好、最诚实的候选人：而青睐于那些道貌岸然的奸诈者。媒体大亨对政治的参与并没有使情况发生改善，远远没有！在我看来，虽然以前公民很幼稚，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更加难以操控。
原因之一在于，道德品质最坏的人拥有系统性优势。不仅仅存在于政治中，在大企业也不罕见。自私、无情的个体不会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而烦恼，因此在体系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心理学研究证明，在一群人中，一个精神病患者（即一个有着某种道德或者情感缺陷，从而无法与别人产生共鸣的人）完全有能力击败其他人并获得权力。这就是当前欧洲民主的主要缺陷之一。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选民权利的平等问题，但这是一个误区：我认为绝对不能用任何方式来限制选民的选票权。不能决定只由纳税人或者有一定资格地位的人来投票。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
这就是“民主2.1”尝试解决的问题：保护选票的平等性，同时确保有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选民能对结果产生更大的作用。
这似乎是无法解决的。
是的，这是我两年前的想法。但是解决方案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要尝试站在棋盘外面去思考。在一次对选举系统的讨论后，我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增加选票而不是减少选民。多选票的效果在于，即便我们维持绝对平等的投票权和规则体系，那些最坚定、最渴望解决问题的人，还是会比那些无知、极端或者不接受共识的人获得更多选票。
在产生这个想法之前，我在2011年创办了反腐败基金会，用以支持捷克的检举者。一年之后，我意识到捷克的主要问题——与许多其他国家类似——并不在于腐败，而在于决策的结果。换句话说，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的前后不一致，他们在任时间很短，导致无法认真地考虑自己决策的影响。
这就是数学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在很多领域，大量的算法被开发用以更好地制定决策。我们是否可以重新设计选举系统并修改算法用以对捷克的政治家们进行选择？这是“民主2.1”的第一份草案设计。我想象中的选举制度基于两点创新。第一个是反对票：人们应该不仅可以说“我赞成”，还应该可以说“我反对”。他们应该可以指出哪些是不令人满意的。第二个创新是我们可以同时给予两个任命：与传统主流体系（即从两个互相对立的参选人中选择一个）相反，每一个选民拥有两票赞成票和一票反对票。他们将在3个人中选出两个。
2013年5月，一群法律人士就这个提议进行讨论，有人以“某些人只投自己的政党”为由提出反对。这令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不给人们更多选票呢？每个选民可以比如说拥有4张选票。任何希望使用全部选票的人将因此可以投票给“自己党派”以外的政治派系。否则将意味着他们只能放弃剩余的选票。这样，当选的候选人们将被迫寻找共识。这就是“民主2.1”试验的诞生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体系中，它能为那些见多识广、有兴趣并能接受多元化的人更多权力。但这是一个公平的体系：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机会。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将选择一到两名候选人。那些很感兴趣的人将可以利用真正的选举权而不会重现以往投票中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个党派的现象。就政治而言，我觉得这个新方式很重要，因为它支持大家形成共识，即大家的共同点。
例如，我们来考虑一个极端主义政党。该党支持者认为其他党派都很差劲。用以往的选举方法，极端党派们占有很大优势。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会在内部相互竞争，各个极端党派联合占据了绝大部分选民，使得更温和的党派处于劣势。
我并不认为极端党派应当被禁止。有相当部分的选民支持他们，这些选民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很好。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给他们提供便利，这是以往的选举体系没有做到的。通过我们给予选民每人4张选票来为4个党派投票，一个有着民主和多元化敏感度的选民可以很好地利用这4票。而一个极端主义的选民将只能支持自己的党派并很可能没有别的选项。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反对票这一在最初草案中很重要的提议，最终扮演了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角色。关键的元素在于多选票的影响。
这个投票制度可以在哪里实施？
一般来说，它可以在任何有着多选项的决策中实施，当然不是非得政治决策。目前，我们正专注于三种可能的用途：智能城市、智能学校以及智能企业。政治并不是唯一能改善决策过程的领域！
当然，政治民主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对其他所有事情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毫不奇怪，我们的政客都并不怎么支持“民主2.1”的实施。然而，当它的优势在一些非政治领域被公众更好了解时，政党们将无法继续忽视它。我相当乐观：这可能是一个比预期更快的过程。“民主2.1”已经在好几个国家被使用，主要是一些地方民主机构。对某些项目的媒体报道，如与我们合作的纽约市参与式预算，使试验的推进速度不断加快。
都收到了怎样的反馈？
绝大部分都是很正面的，无论是非政治领域还是某些政治领域的尝试。“民主2.1”是一个有效的决策工具，但并不仅仅是这样：它还是一种沟通手段，为公民提供了更丰富的互动。以智能城市为例，这并不全关于科技：当市议会询问市民们对一个项目的意见时，市议会看的是最为成功的，但同时最有争议的（同时有很多赞成票和反对票）也会被关注。如果一个项目有争议，可能是因为它没有被很好地解释：议会可以专注于最好的解决方案并弄清楚为什么一些选民会反对这个项目：那么即便是决策后，项目也可得到持续改进。沟通工具也是一种管理工具。
我们目前收到了许多城市管理者和企业的需求。最大的捷克银行之一就在积极地使用我们的工具。另外两家公司也将在秋天开始使用。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来源。他们可以识别员工们的喜好、收集客户的信息。
你之前提到了智能学校。
我们在一所有400名学生的学校进行了一次投票，结果十分令人鼓舞。该调查的目的在于确定教师和学生认为什么是最严重的违规行为。民意调查收集了十分有价值的数据，这将大大改善决策。此外，单纯的咨询收益以及学生参与决策这一事实，使整个过程更具说服力。老师们对此十分热情：他们知道了以前没法知道的事情。例如，他们知道需要关注发生在教室里的小偷小摸。而在另一个毕业班教室，则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些评估有助于教师们专注于真正的问题以及补救措施。而孩子们则感觉自己参与了学校的运营。
我们正在准备几个智能学校的应用。但是关注度的真正爆发是在智能城市应用推出后，比如，它可以对参与式预算进行优化。在捷克，有差不多20个自治市使用我们的工具。4个突尼斯城市已经使用了“民主2.1”来改善自己的参与式预算。葡萄牙是这个领域中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之一。投票还在许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团体中组织了起来，比如在法国，甚至中国。
电子投票在你的项目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电子投票在今天更有效和方便。它也更适合于有着复杂选票规则的投票系统如“民主2.1”。自今年年初开始，我们一直在开发一个电子投票平台，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d21.me上尝试。所有人都可以发起一个投票。在我们的经验中，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赞成电子投票。我们也提供纸质版本，这样就不会有人感到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只有10%的人决定使用传统的选票。
当然，电子投票组织在认证和计算机安全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在家里而不是在投票站投票会使得选民们面临压力以及安全感缺失。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你们在美国、突尼斯等国的用户们反应怎么样？
我们在所有地方都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反应，特别是在突尼斯。我们观察到，极端分子们很聪明。突尼斯是唯一一个“阿拉伯之春”成功了的国家。这个国度很自由，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极端主义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类似“民主2.1”模型的采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成功了，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想象一下，第一个采取这种新形式民主的国家竟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人们对这一投票方法表现出的热情是最根本的。大多数传统的投票系统有许多缺陷。比如，选民们会预测其他选民的行为，并将其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中；或者他们将自己的选票投给那些看起来很好而最有可能赢的人。在我看来，投票给“最不邪恶”的人正是民主制度失灵的信号。被阉割的民主是无效率的。我们应该将选择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化而不依赖于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确实面临着民主赤字，低参与率也是民主赤字的症状之一。
通过给予人们更多的选票，赞成票或是反对票，“民主2.1”让投票更有趣。但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激励选民们——与严肃游戏激励人们学习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动力主要来自智慧以及道德感的满足：选民们可以一种更加准确和微妙的方式来忠于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在测试城市和学校应用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人们通常会更感兴趣，想知道更多并表现得更积极。给予更广泛的选项，让他们可以“定制”自己的选票，可以跟随自己的心意。我们已抛弃了“可以随意选择黑色福特车颜色”的工业时代“一刀切”的哲学。
你曾提到将“社会满意度”的理念整合进了这一系统。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如果一个人所投的选项中至少一个获得了胜利，就会感到“满意”。如果他们的所有选择都失败了，则会相当沮丧——就像其他人为他们做出了决策一样。
这个理念对存在两个以上选项的非政治领域非常合适。如果你选择了8个选项中的2个或者6个，社会满意度会有所不同。你甚至可以根据每个人期待的成功平均选项数，来建立一个社会满意度指数。这个指数还可以用来衡量共识的程度。
在政治领域，选项变少了，情况会有些不同。如果我选择的两个候选人全都没有当选，那么指数就是0 。其中一个当选，指数就是0.5；两个都当选，指数就为1。请注意，对于传统选举来说，满意度指数一定是低的。而在“民主2.1”中，更多的人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贡献并因此感到满意。他们可以真切地感到投票的影响力。
让我们看看这个体系的核心细节。为什么你选择提供每个投票者4枚赞成票和2枚反对票，来决定2个职位的人选？
“民主2.1”是一个有普遍性的投票系统，你可以拥有任意数量的赢家。为什么在议会选举中设定2个赢家？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拥有3个，但没有必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1个和2个，而不是2个和3个。从2个到3个，会不必要地将选举复杂化了，对投票者来说要求太多了。关键在于确保选票的数量大于席位的数量，以产生多选票的效果。同样，我们可以给每个投票者5枚或6枚选票，但更多选票的边际效益将会减少。
我们正在进行大量试验，并不是说最佳模式就是4张选票决定2个任命。但我认为3张太少了。关于反对票的数量，2张就是最大值了。这是博弈论的结果，它是这个体系的支柱之一。该模型表明，赞成票是反对票的2倍会更好——否则选举将会变成一个否决游戏。我甚至认为在大多数的长期政治系统中，反对票的最优数量是1票而不是2票。因此，应该是4张赞成票和1张反对票。
关键在于多选票效应。我们甚至发现有些情况反对票是不可取的，比如说，在一个多元团体中有人数占少数的宗教派别，如果内部关系紧张，反对票将有可能会被用来排挤这少数人。
博弈论告诉我们，相互抱有敌意的人只会在面对直接利益时选择合作。另一方面，有些人对其他人并不熟悉，但有积极意图：不仅为私利也会为公共利益而决策。他们会相互合作，即便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因为有共同目标和相同愿景。“赞成”（Positive）票让隐性合作发生；但根据博弈论上的“实然性”（Positive）模式，双方只能基于直接利益实现合作。这是政治“赞成”票的巨大优势。
但是有些时候“反对票”也能促成隐性合作，比如，在一些文化或者民族狭隘情境中，狂热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可以建立很牢固的隐性联盟。反对票的引入必须谨慎再谨慎，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最好避免使用！（李璟旸/译）
（本文不代表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政治立场，仅试图从“技术创新对制度改进的作用”角度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案例性、研究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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